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是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针对行政法的传统模式而在《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强调公民参与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利益代表模式作为一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普遍方案存在诸多缺陷。

论地方政府决策中利益代表参与模式的法律建构

地方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现实导致传统的"传送带理论"无法圆满解释地方政府决策在利益取舍上的合法性。利益代表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模式将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合法性缺失"以及相应的"决策失败"的困境。在利益代表参与模式下,参与者以"价值与技术"的基本区分为基础来确立利益代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资格界定和参与方式作为制度构建的核心。针对目前我国"专家理性"仍居主导地位的现状,有必要从现有的咨询专家委员会入手,将成员资格扩展至以相关利益主体构成的临时性代表,形成包括利益代表在内的咨询委员会制度,以此建构利益代表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制度端口。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构造与变迁——以《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为中心的梳理

二十一世纪的体制的改革历程以及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围绕基础理论构造发展立足于我国的体系脉络一致的行政法亟待研究。以开放的比较法视角深刻理解西方行政法基本理念成为一条解决路径。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产生与瓦解,以及利益代表模式的发展,体现了行政法趋基础理论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公众参与的重视,值得我国行政法在基础理论发展中加以选择性借鉴。

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的反思与转型

当前,我国风险规制领域公众参与正处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困境,这实则暴露出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的形式化。针对这一问题,主流法律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利益组织化建构所谓的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来解决公众参与形式化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考察,公众参与的利益代表模式遵循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博弈来对风险规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协商论辩而非对抗妥协,因此在风险规制参与模式上应当向协商转向,建构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的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借由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来强化公众参与,克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最终塑造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

反思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投射效应——以公共行政的责任机制为视角

一、前言 随着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政府不再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也不再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私主体常常与公共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权,承担公共职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随之多样化.尤其体现在基层社会管理领域,这种多样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产生了“直接协商式的多元政治过程”.①如在欧洲,网络化机构、规制委员会、开发型协作方式、执行官员的操作式合作等模式被广泛应用在能源规制、金融服务、食品和药品安全、数据保密、环境保护、反歧视及基本权利保护等领域.在美国,也可见到同样的模式,尤其是在教育和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核能、食品加工和环境污染等公共卫生和安全风险的规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