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条款研究——由“艾美特公司诉乌克兰案”引发的思考

投资条约中设置利益否决条款的目的在于东道国能够有效地拒绝给予在另一成员国境内仅仅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的、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投资者以条约利益,即防止投资者根据"国籍策略"进行"条约选购",它一改"巴塞罗那公司案"确立下来的根据成立地/注册地标准确定公司国籍的标准,侧重于保护东道国的利益。该条款在能源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能源宪章条约》框架下发生的多起由利益否决条款引发的纠纷案即为适例。由于利益否决条款自身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仲裁庭的解释对该条款的适用起决定性作用,但因各仲裁庭的解释总体上偏向于保护投资者,使得该条款的功能很难实现。我国作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和输入国,应该在今后缔结的投资条约中设立利益否决条款,并充分利用其赋予东道国的权利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投资法中的条约选购问题研究——以国际投资仲裁为视角

2015年常设仲裁院对"菲莫案"的裁决再次引发人们对"条约选购"问题的关注。为了追求投资保护的最大化,投资者可通过重组来"选购"对其有利的投资条约。这种做法在国际投资领域越来越普遍,然而现有的国际投资规则并未禁止"条约选购"行为,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也未对该问题形成统一做法,既有支持,也有反对,其对该问题的处理往往依个案而定。因此,为了限制"条约选购"行为,需要在条约中予以明确规定,最常见的方法是纳入"利益否决条款",但是实践中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缔约国在缔约时将相关概念予以进一步明确和解释。就我国而言,我国应审慎应对"条约选购"行为,在未来的投资条约谈判中纳入"利益否决条款",努力将"条约选购"行为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

国际投资中的次级制裁问题研究——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为切入点

次级制裁因其处罚范围由目标国扩展至与该目标国有交易的第三国,从而严重妨碍国际投资的便利化而备受关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仍在延续惩处那些名义上违反国际强行法而实际上不符合美国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目标国以及协助目标国的那些国家或公司的做法。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针对俄罗斯的次级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为了抑制美国式的域外法权,必须依赖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确立的自裁性审查机制,只有符合《联合国宪章》第7章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次级制裁才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投资再次面临次级制裁的风险表明,借鉴他国的经验,反次级制裁立法已迫在眉睫。利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和利益否定条款,并积极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则是反次级制裁的合理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