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型特权

根据对"权"的不同理解,特权可以分为权力型特权和利益型特权。利益型特权是指官员获得的超过自己正常劳动所得的不正当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法律认可的,也可能是法律不认可的,其共同点是这种不正当的利益被人们视为一种惯例。利益型特权的来源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要反对利益型特权,必须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公务员劳动力市场、反对自我定价、公开财务信息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治理经济利益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现实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经济转轨阶段,本质为人民内部刚性矛盾的经济利益型社会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若处理不善,将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重点分析经济利益型突发事件的治理缘由,对现存的治理缺憾进行全面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减此类事件的对策与建议,认为治理的出路在于提升弱势群体的自身实力、正确引导舆论力量、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构建风险防范机制。

城镇化时代的利益型秩序及其治理

利益型秩序特指当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出于利益诉求所展开的利益博弈衍生的社会关系状态。利益型秩序外在表征是地权、物权变更的补偿以及收益的分配,实质是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平衡问题。利益型秩序的特征表现为多元主体为获取利益展开的博弈关系。利益型秩序具有走向显性冲突的趋势。利益型秩序潜藏着社会风险,而社会的良性运转要处理好利益关系,化解风险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来寻求公共利益、政府利益、资本利益、私人利益的平衡;转变发展方式;完善利益分配的制度逐步化解利益型秩序的社会风险。

程序公平与利益型集体行动:群体情绪的中介作用

集体行动是指群体成员为挑战群体的不利状况,维护或提升群体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统一行动。本研究从公平理论的视角出发,以50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程序公平与利益型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情绪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群体情绪和利益型集体行动意愿存在显著年级差异,大三年级的情绪值最高,大四年级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最低;程序公平的年级差异不显著,说明被试对事件的公平性评价比较一致。(2)程序公平与利益型集体行动呈显著负相关,被试认为程序越公平,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越低。(3)群体情绪中介程序公平与利益型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程序越不公平,越容易引起群体情绪,从而导致利益型集体行动的发生。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下僵尸企业职工“底线型”利益诉求的实现

僵尸企业是去产能“关键之战”的难点、堵点,其市场出清会“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社会,致使劳动力市场承载不了就业能力,而引发职工权益受损问题。职工权益包括“底线型”权益和““增长型”权益,僵尸企业治理中该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支持。破产法虽赋予职工享有债权优先受偿权,但企业濒临破产时变现能力不强,很多财产上又设置了物权担保,职工债权很难得到清偿。应构建一个由政府、司法机关、企业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从政府划拨专项奖补资金、建立完善劳动力再就业体系、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健全社会保险体系等方面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僵尸企业通过内部消化劳动力、依法清偿职工各类费用等方式保障职工的“底线型”利益。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基于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视角

作为一种人为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是行为体在安全场域内通过主体间、交互性内隐行为以塑造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具有隐秘性、建构性、难预测性等属性。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因与中国在观念、身份、利益等层面存有国际认同缺失问题而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存在性威胁”,以致引发认知谬误、情感拒斥、意志抗衡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全球认同危机时代,认同缺失是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风险的核心变量。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需秉持“聚同化异”理念,协力凝聚价值共识、建构身份认同、促进利益共享以应对相关非传统安全风险。

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历史考察

对团的一大到十六大的团代会报告的文献研究显示,1922-1976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题下发挥了动员型组织的作用,而从1978年到200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凸显,共青团利益型组织的形态也在发展。团组织服务青年职能的强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青团正从一个动员型组织往利益型组织转化。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的变迁规律,主要包含制度变化、利益发展和发展张力等三个方面。

国内外经济利益驱动型食品掺假防控体系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三聚氰胺"、"马肉事件"等影响广泛的食品领域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EMA)事件对食品安全和食品贸易造成严重危害。国内外针对EMA问题已经展开了许多研究,本文从EMA事件基础数据库的构建、事件特征、影响因素和防控技术体系等方面对当前国内外EMA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我国也应加强对EMA事件的搜集、分析以及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控机制的研究,从而更好地应对EMA问题。

美国应对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和食品欺诈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食品欺诈自古就有,但是近年来随着食品供应链全球化和复杂化,以及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等原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进行的食品掺假和欺诈活动愈演愈烈。美国是最早提出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概念的国家,并为应对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本文首先将美国关于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和食品欺诈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并将这两个概念与其他食品保护概念进行对比;其次,对比美国和中国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和食品欺诈的应对措施;最后,对我国应对经济利益型掺假和食品欺诈提出了四点建议。

传统村落旅游利益分配U型关系研究

传统村落的旅游利益分配博弈系统是一个复杂不稳定的系统,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均衡分配策略,传统村落旅游利益分配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复杂动态系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传统村落利益分配进化博弈模型,论证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传统村落旅游生命周期的演变,旅游开发商的旅游利益分配呈正U型关系变化,传统村落社区农民旅游利益分配呈倒U型关系变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导向,建立U型利益动态分配机制,传统村落旅游利益的分配机制应随着旅游生命周期的变化及时做出改变,所占份额的大小应由拥有旅游发展要素的稀缺性和博弈主体的权利大小来决定。

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演进——从“利益一致型”到“利益协调型”

二战后,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框架下,日本企业与员工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分担经营风险、分享盈余利润,形成了一种"利益一致型"劳资关系。但近十几年来,长期的经济停滞迫使企业普遍采用了强制性解雇、短期雇佣和成果主义考核等管理措施,破坏了传统劳资关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淡化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忠诚心,劳资对立的趋势日渐凸显,双方利益由一致逐步走向分化。劳资关系将由"利益一致型"演进为在对立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制衡的"利益协调型"。

集体利益获取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探寻

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困扰我们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寻求治理方法成了目前刻不容缓应予解决的问题。文章从会计信息生产———提供约束规则的假定前提的角度 ,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进行了探讨。

职教集团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责任探析

职教集团是利益相关者组织。根据米切尔评分法区分的职教集团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对职教集团最为重要,包括职业院校管理者、教师、企业管理者和政府人员。确定型利益相关者承担着对职教集团的责任,也承担着对彼此的责任。

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历史考察

对团的一大到十六大的团代会报告的文献研究显示,1922-1976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题下发挥了动员型组织的作用,而从1978年到200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凸显,共青团利益型组织的形态也正在发展。团组织服务青年职能的强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青团正从一个动员型组织往利益型组织转化。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的变迁规律,主要包含制度变化、利益发展和发展张力等三个方面。

基于价值增值的利益共享型劳资冲突消解模式研究

劳资雇佣关系是劳资冲突的典型表现形态,形成怎样的劳资雇佣关系模式就会生成不同的劳资冲突消解模式,这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得以证实。如何认识我国的劳资雇佣关系模式以及劳资冲突消解,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和政府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从现有西方两种典型的劳资雇佣关系模式及其缺陷分析入手,在考虑我国国情和宏观背景的前提下,提出了基于价值增值的利益共享型劳资冲突消解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与具体路径,以资政府部门在决策执行中参考。

基于网络信息的中国食用农产品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的分析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中国食用农产品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EMA)信息,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食用农产品EMA数据库提供数据基础。方法以部委官方网站、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库、食品伙伴网、人民网、腾讯等主流媒体为数据来源,对2012年4月至2021年3月的中国农产品掺假事件进行搜索。经过多轮筛选,将食用农产品EMA事件的相关信息按照产品类别、发现日期、产品名称、发现地点、产品来源地、信息来源、产品类别、掺假类型、掺入物信息、具体事件描述等进行录入,并对其中的697条EMA事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中国食用农产品EMA信息来源主要为监督抽检和媒体报道;EMA事件发生排名前8的类别为家畜类、蔬菜及其制品、饮料作物产品、粮食及其副产品、家禽类、果品、香辛料、鱼,占所有EMA事件的80.34%;非法添加是掺假中最常见的手段,在种植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水产品3大类中都高居榜首,分别占比84%、63%和87%;掺假环节涉及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其中加工环节复杂度更高,掺假相对占比更重。结论EMA事件的风险防范已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建立食用农产品EMA数据库能够为我国食用农产品EMA的预防控制提供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食品保护与防御中心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数据库分析及学术地图可视化呈现

目的统计分析明尼苏达大学食品保护与防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Protection and Defense,NCFPD)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EMA)数据库数据,呈现学术地图可视化。方法对1980~2018年NCFPD-EMA数据库数据作统计分析,并运用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http://amap.zju.edu.cn)软件技术进行可视化呈现。结果EMA事件在东南亚、西欧、北美的发生率较高,掺假主体以农产品(65.7%)为主,掺假组分依次为饮料(16.0%)、肉制品(14.3%)、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12.3%)、水产制品(10.3%)和乳制品(9.9%);掺假手段以稀释或替代(44.5%)为主,且事件多数发生在加工环节(68.7%);构建了酒及饮料类,蔬菜及水果类、粮食加工品、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等6幅学术地图。结论借鉴NCFPD-EMA信息和大数据技术建立“中国EMA数据库”很有必要,采用学术地图EMA可视化呈现具有直接性、集中性和交互性的特点。

基于美国药典委EMA数据库的全球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和食品欺诈的分析

目的分析全球范围内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EMA)和食品欺诈信息,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EMA数据库提供借鉴。方法搜集美国药典委(theUnitedStatesPharmacopeia,USP)食品欺诈数据库的EMA信息,对1980～2018年在全球范围发生的4102条食品掺假事件作归类和统计分析。结果掺假分为替代或稀释、人工增强、非法添加物、标签作假和产地作假等6个类型; EMA信息来源主要为学术文献(59.5%)、媒体报道(31.0%)和监管抽查(5.7%);欺诈事件发生率地区排名前三位为印度、中国大陆、美国;按我国食品分类标准28类分析,食用油脂、乳制品、肉制品、酒类、调味品、饮料和蜂产品等7类产品占所有掺假食品类别的90%以上;牛奶、橄榄油和蜂蜜高居掺假食品产品前三,分别占13.1%、7.8%和6.9%;水产品、果品和蔬菜以及制品、饮料作物产品高居掺假农产品产品前四,分别占54.6%、11.0%、8.0%和7.6%;稀释或替代是最主要的掺假方式;目前最常用的掺假检测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法和质谱法。结论EMA是全球性的严重食品安全问题, EMA数据库是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技术支撑。

多重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视角下的政治敏感型海外投资微观政治风险研究

通过整合战略管理领域、国际关系领域及政治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并基于对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密松水电项目的案例研究,从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视角探讨了政治敏感型海外投资的微观政治风险,并构建了政治敏感型海外投资微观政治风险的三重焦点组织-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发现:政治敏感型海外投资行为的3种认知,即东道国政府的行为、母国政府的行为、投资企业的行为导致海外投资面临由国际层、东道国社会层、企业及项目层反对型利益相关者抵制行为引致的东道国政府行为偏好改变、政治不确定性事件及合法性危机等微观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