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及对策研究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解构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中,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生态文明多元共治的利益悖论及共容路径探析

生态文明多元协同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创新模式,其治理成效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与共容。基于利益共容理论视角,审视现阶段生态文明多元共治,还存在政府协同、市场协同、社会协同、主体协同、政策协同等不畅的问题。促进多主体之间利益共容是生态文明协同治理的关键,为此需要做到:凝共识,树立科学利益观;强政府,构建利益激励兼容机制;活市场,以必要的利益调控强化企业生态责任;励社会,让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合理的收益;健机制,推进生态文明整体治理。

公共利益悖论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及性提升研究

从“成本—利益”视角出发,一旦具体政策措施的受惠主体不统一,就必然出现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利益享有者,只要出现“成本—收益”的结构性失衡,则必然造成民众公平感的缺失,引致公共利益悖论。避免公共利益悖论的关键在于弱化政策利益与政策成本的“分散—集中”态势。领导者在关注总体性激励情境实现的同时,还应兼顾大众的政策成本支付情况,多履行权力掌控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领导者要增强科学规划意识,以兼具可及性与公众接受度的操作工具避免政策成本或利益的过度聚集。

利益悖论、利益博弈、利益整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困境与破解

在国家层面,倡导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满足乡村居民文化需求,但在乡村层面,村民的实际文化需求并不高,其更加重视的是自身经济利益,这就呈现出国家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人利益之间的悖论。乡村社会也存在利益分歧,表现为精英村民与普通村民的利益博弈,精英村民能够参加乡村治理,普通村民则处于"搭便车"状态,这不利于乡村良性治理。为此,应对村民个人利益进行整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转变农民文化理念;重视精英村民诉求,充分发挥其治理能力;激发普通村民兴趣,调动其文化参与积极性,将村民利益嵌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中,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不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及其破解: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利益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进行分析,是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本质的内在要求。本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塞缪尔·鲍尔斯三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企业、家庭和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主体,在"竞争"维度中,企业和家庭存在追求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必须实现生态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统一;在"统制"维度中,政府部门存在追求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政府应明确其生态职能,形成正确的行为导向;在"变革"维度中,各参与主体存在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必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通过"竞争"、"统制"与"变革"维度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才能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利益"这一核心问题,从而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政府建设中的利益悖论及破解——以政府—市场—社会为视角

对生态政府建设的重重困境进行利益分析是把握生态政府建设本质的内在要求,是顺利推动生态政府建设的最好钥匙。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是生态政府建设的三大主体,政府有追求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悖论,企业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矛盾,公民追求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和悖论弱化了生态政府建设动力。对这三大主体进行利益调控是强化生态政府建设动力的基本举措。

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悖论与国有企业包容性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一经提出就饱受争议,否定方从坚持"企业利润最大化"观点到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不清,都直接指向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软肋",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依然在批判声中不断成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扩大化"的担心,依然没有阻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个漏洞如此明显的理论,为何能够获得社会认同和蓬勃发展,一定有其内在原因。同时,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其利益相关者范围较广,那么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利益悖论及破解路径

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等政策的逐步推进,择校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但各择校主体内在扩张性的教育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性的矛盾依然凸显,中小学择校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分析政府、学校、家庭在择校问题的利益诉求及其治理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小学择校问题存在的利益悖论,挖掘悖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利益为契合点,广聚全社会之力,从观念、职责以及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邻避冲突是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公民权利意识发展、政治空间默许与鼓励、现代科技知识发展与环保意识兴起交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批评者批评邻避冲突是自私自利的情绪化反应,肯定者认为邻避冲突是公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运动,但从公共利益悖论视阈出发,邻避冲突的经济学本质是公共利益悖论现象的集中体现。邻避冲突具有独特的内在特征,它起因于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避冲突作出类型界分,对邻避冲突治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