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现状的反思

合适成年人制度在近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形式化问题。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基础是儿童本位的最大利益原则以及国家亲权理论,办案理念中应将儿童利益放在首位。《刑事诉讼法》第281条既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制度,也体现监护人在场制度。应赋予合适成年人知情权、异议控告权等权利,建立起选任和培训机制,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讯问并排除合适成年人缺位时的言词证据,以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解决目前的实践困境。

比较法视野下“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探究

自2016年最高院发布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之后,家事审判改革热度居高不下,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作为家事审判中的薄弱环节,有必要予以重视。从比较法视野来看,英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创新举措对于强化我国未成年子女的庭审参与,保障其权益实现具有借鉴意义。为实现家事审判中对未成年子女的切实保护,我国有必要确立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并在此指导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子女的庭审参与并建立未成年子女利益代表人制度,不断探索革新家事审判改革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强化之路径。

再论未成年人冠姓制度

独生子女家庭的日益成熟,使得传统的姓氏宗族观念和子息单薄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现有法律对未成年子女冠姓问题规范明显不足。在未成年子女冠姓问题上,分配监护人的冠姓决定权时,应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直接监护人的冠姓决定权。同时扩张"合同"在民事领域的适用,以协议的方式为主、以法律直接规定的方式为辅来分配冠姓权利,不失为和谐的体现。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预防与治理——以“儿童邪典片”为切入点

美国You Tube"儿童邪典片"事件引发对儿童软色情暴力全球性关注的同时,也对司法界有关儿童网络色情犯罪的预防、监管和治理问题予以警示。分析儿童邪典片中各方刑事责任并对照我国现状,针对现阶段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立法体系不完善、职能部门职权较差,网络内容分级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借鉴英美日三国的防治办法,依据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从立法体系、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及网络防治机构设置等方面加以完善,并建立家庭和学校的协作机制。

论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模式对异议债权人的保护

重整计划作为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各方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产物。因重整计划的表决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资本多数决"的规则,故全部表决组一致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实际上侵害了对重整计划草案投反对票的异议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在对重整计划进行正常批准时应当遵循债权人利益最大原则,平等地对待各表决组以及表决组内的所有成员,同时为异议债权人提供实现异议、申诉等权利的救济途径,从而保障异议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对合理确定原煤经济生产量和保险储备量的探讨

本文依据利益最大原则 ,利用定量分析方法 ,结合煤炭企业原煤生产的实际情况 ,研究建立了市场竞争条件下确定煤炭企业原煤经济生产量和保险储备量的数学模型 ,为煤炭企业实现以销定产 ,减少产品积压损失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

19世纪末英国儿童权利保护的司法演进

19世纪末,伴随着英国各大城市社会组织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关注和发现,以思想家洛克、卢梭对人的自然权利和儿童生活本质的新论述为理论基础,公权力介入为儿童寻求权利、正义。以《防止虐待和保护儿童法》被通过为标志,英国在“儿童权利”的名义下形成了一套监督父母的体系,儿童虐待问题被纳入儿童福利的总体框架中。从儿童权利的司法演进入手,考察儿童虐待法律问题的发现、构建及解决过程,可以深入理解儿童权利的内涵、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干预原则和国家政府与家庭儿童的关系。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问题研究与对策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高发,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身心不成熟,在遭受侵害时往往不敢、不知甚至不愿意对外告诉。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确立,有利于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完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对策主要有:增强报告主体责任意识、完善配套措施保障、强化司法制度衔接、做好后续跟踪回访工作等。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视域下探望权的实现机制研究

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角度思考,探望权维护的利益主体应是未成年人,然而,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显然权利主体应是父或母,而未成年人只能是父或母探望权的对象,这不免使得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流于形式,无法实现探望制度设定的初衷和目的。故对此笔者从立法本旨出发重述探望权主体,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视角下探求探望权内涵,同时分析并明确其归属主体,以期在实质上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教育惩戒权适用的双重边界探析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正式公布,为教育惩戒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法律位阶较低且兜底条款较多,教育惩戒权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境。未成年人是教育惩戒权的主要适用对象,因此,可以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寻求解决出路。该法的最新修订进一步肯定了国家教育权和儿童利益最大原则,成为教育惩戒权的实施基底。研究认为从限权和赋权两个角度可以明确教育惩戒权适用的双重边界:基本要求是目的正当并且遵循谦抑性;限权边界一般规定有尊重学生人格尊严、谨慎适用开除;赋权边界主要体现在校园霸凌和网络沉迷这两种情况,并厘清了适用惩戒的具体条件。

亲子关系认定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近年来,动辄"亲子鉴定"的现象在社会中屡见不鲜,而鉴定的对象却指向了无辜的未成年人,本应享有权利和受到保护,无奈只能承受家长强权的操控,在父母各自主张权利的同时,他们的权益时常被忽视和践踏。为了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应运而生,该原则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处理未成年人事务的最高准则。出于对亲子鉴定现状的焦虑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心,本文结合理论和实务,剖析司法实践中对亲子关系认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探究可行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