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受贿罪构成中的利益要件之我见

1997刑法规定了受贿罪构成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识并不一致,本文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自己对受贿罪利益要件的认识。

论受贿罪的利益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中心的分析

在对受贿罪的利益要件的分析基础上,对于非公务活动中的单纯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定性为受贿罪;而对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和正当利益的问题,应区分不正当的利益之中的非法利益和不应得的合法利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阶段问题分析后可以发现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是受贿罪既遂。

受贿罪本质视野下的利益要件检视

以受贿罪的本质检视我国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一要件在受贿罪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利益要件所担当的重要功能,不仅使刑法理论对这一要件的解读陷入了困境,也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通过对比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弱化利益要件的功能,使其逐渐淡出刑法规范;丰富职务要件的内涵,使其承担起受贿罪的理论使命。

关于贿赂罪中利益要件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张应准确理解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贿罪构成要件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修正为“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同时对贿赂犯罪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贿赂犯罪利益要件本土化探析

关于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是个有争议的课题,通过对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分析了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和分类,并对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利益要件进行初步的分析。提出以下观点:仅贿赂犯罪所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廉洁性;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刑法中关于利益要件的规定是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规范。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受贿罪利益要件与损失型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

利益已成为权钱交易的筹码或权力寻租的基础条件,取消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不符合社会现实状况,将给惩治腐败的政治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主客观要件之争,与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客观要件之争相伴而生,在司法实践中,持"主客观统一说",将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作为证明要素能够普遍接受。《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作为入受贿罪情形,形成了"损失型"受贿罪,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略论贿赂罪的利益要件

对贿赂罪利益要件的争论由来已久。分析利益要件的由来以及相关理论观点。参照相关理论、域外立法,结合我国实践,提出行贿罪的利益要件与受贿罪的利益要件。

受贿罪中利益要件的构成地位及理解适用

受贿罪中的利益要件,是指《刑法》第385条、第387条以及第388条规定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包括正当和不正当两个方面,因此,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概称为利益要件。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及其成立要件——兼评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

随着我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立法上确立自认制度势在必行。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对自认制度的立法建议颇有裨益,但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分析探讨自认的含义、二元性质及其与当事人陈述的关系,自认的成立要件等,对我国建构科学合理的自认制度将有所启示。

受贿罪法益新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切入点

受贿罪的法益是理解受贿罪构成要件内容的关键要素。以"廉洁性说"为代表的国内通说缺乏理论充分性和实务妥当性,大陆法系中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仅具有形式意义,"公正性说"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宜将"国民的一般信赖"本身作为法益的内容。对此,应当以"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为基点构建"公正性说"的具体内容,受贿罪的处罚起点是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危险犯是受贿罪的基本形态。以受贿罪法益的理解为基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当保留,"允诺说"是目前解释该要件的最具妥适性的观点。

垄断协议公共利益豁免抗辩的识别

在《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项下的公共利益豁免抗辩与立法目的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呼应,是特定情形下垄断协议的一种违法性排除方式。但是,公共利益要件的认定有着严格的要求,它排除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私人利益,谨慎地代表对于社会整体性利益的追求。

商业贿赂犯罪基础问题研究

本文对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和狭义的商业贿赂进行了研析,认为应确立狭义的商业贿赂概念,以区别于公职贿赂犯罪概念。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罪包括商业行贿罪和商业受贿罪,其中"贿赂"的范围以财产性利益说为基准,但应扩及部分非财产性利益;其犯罪构成的"谋取利益要件"必须予以保留;回扣、手续费行为,不管其主体如何,应定性为商业受贿罪;医生收受"红包"应当以职业道德规范去调整,不应定为受贿罪或者商业受贿罪。本文还就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完善的思考

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存在散乱、缺位、不协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缩了贿赂犯罪圈,并造成刑罚不当等问题。从形式上看,我国在以"主体—行为"为标准划分贿赂罪罪名体系之外,还按照单位和个人的次级标准独立规定单位贿赂罪名,并且轻视单位犯的社会危害,对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显著较轻,因此应该取消独立的单位贿赂罪名。从罪名体系上看,介绍贿赂罪的不合理存在使得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不完善。从实质上看,贿赂罪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的范围明显偏窄,加上利益要件的存在,使得一些贿赂行为得以避免应有的刑罚,取消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以及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我国惩治贿赂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被动型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解读——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关“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为视角

针对我国立法者在被动型受贿中坚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从而为查处和追究受贿现象人为设置的法律障碍,最高人民法院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的形式拓宽了被动型受贿罪的打击范围,通过对当前"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同学说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旧客观要件说无疑是最忠实于立法原意的,因此,在刑事立法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和罪名体系做出进一步完善之前,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准,而前述《纪要》所持的许诺说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其所持的主观说实质上是以类推的方式,将主观意思"明知"类推为客观行为"许诺",无疑是对罪刑法定的最大讽刺,并且也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的相关司法解释相互冲突,为此,应废除该纪要,在旧客观要件说基础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适当扩张解释,使之适应当前打击日益高发的受贿现象的需要,同时,面对我国立法者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导致"受贿罪"圈收缩后所形成的真空地带,主张抛开受贿行为侵犯公务行为廉洁性这一客体之限制,凡符合相关犯罪构成的,则以相应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则交由党纪、政纪或行政处罚调整。

论自认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自认制度是一项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制度。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适用自认的难题和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研究。本文以有关自认的司法解释和真实的案例为基础,从自认的概念、自认的构成要件、自认与《证据规定》第74条以及自认与诉讼外的自认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以期使司法实践中对自认的认定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