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如何构建?基础是利益共享。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就是一部社会利益关系和谐与不和谐、直至对立的发展史。实现利益共享,最基本的是:要实施宏观调控分配原则公平、市场引导标准公平、鼓励企业职工持股公平、城乡劳力就业机会公平、公共生活领域率先利益公平。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观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实质就是对人们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任何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都是维护着公共利益的某一方面,经济法实质上调整着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利益和公共经济利益。据此,经济法形成了以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为本位的利益观。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是个体经济利益、团体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相互调和的产物。社会经济公共利益更加体现了对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社会正义的追求和维护。

电纸作品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电纸作品版权保护当打破纸质时代版权保护制度桎梏,以作品内容与载体之分别管理为方式,以规制数字出版商为出发点,从技术措施变革与创新中调和电纸时代版权保护之利益冲突。

破产案件检察监督新构造

检察权介入破产程序履行监督职责具有法理维度、规范维度和利益平衡维度的多重正当性,但破产案件中法官角色的转换、尊重当事人处分和辩论主义,以及破产法功能适用的弱化造成检察监督不力的现状。检察监督的介入应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在利益博弈之上进行居中调和,改变惯性的监督思维,转为支持与监督并重路径,并划定检察权行使的界域,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促进公共利益的最优实现。

我国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构建浅议

企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单位,企业内部有着不同的利益主体,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两大主体,即劳动者和投资者,处理好劳资关系是搞活企业的重要环节。因此,认真解决存在于劳动和资本关系中的不和谐内容,使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早期经济学家——凯里

凯里,是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于费拉德尔非亚,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三日在同地去世。父亲马修·凯里,创办了当时第一流的出版公司。凯里是在他父亲身边,以逍遥派的方式学习经济学的。一八三五年开始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农、工、商业的利益协调论》、《社会科学原理》等,他是在海外博得人们拥护的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 凯里反对古典地租学说,创立了反动的“阶级利益调和”经济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疫情网络谣言治理中个人数据利用的法律规制

重大疫情网络谣言的数据化治理经验,能够为相关部门利用信息驱动有效监管和正确引导舆情发展提供指导。对新媒体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辟谣效果的调查分析表明,利用个人信息辅助疫情网络谣言治理,具有优化治理手段、简化治理过程、强化治理效度等巨大优势。但出于个人信息上承载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结构平衡的考虑,应当构建疫情网络谣言治理中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则,确立以“隐私信息”为界的个人信息收集标准与态度数据和有限行为数据的信息利用范围。通过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救济制度,调和个人信息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个人信息的有序共享与合理利用。

正义的法哲学之维

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已被研究和阐述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法治社会的核心概念。然而,众说纷纭乃至相互混淆与矛盾的正义观限制了其内涵与外延维度的充分展开,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妨碍了法治的进步。正义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两层维度上进行法哲学的解读,其内涵本质在于各得其所、扬善抑恶,其外延形式在于一种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正义与道德、价值、公平、规律等基本范畴具有紧密联系,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与其他范畴相混淆,但在严格的法律逻辑上,正义与其他范畴仍然存在明确的界分。

公平的法哲学之维

公平作为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与正义等其他法哲学基本范畴长期而广泛地存在混淆状态,从而限制其充分发挥本身应有的作用。公平包含内涵本质与外延形式两层维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核心内涵;“居中裁判,平之如水”是公平的重要内涵。公平的外延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其是一种消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与正义、平等、衡平等范畴之间虽然存在紧密联系但具有鲜明的界分。澄清公平的法哲学维度并令其与其他基本范畴既相互区分又相辅相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助于国际国内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的完善。

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专辑

引言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之前,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早已是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很早有人指出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明白的指出资本利润的来源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掠夺和剥削,而庸俗经济学家则宣传着阶级利益调和论。

版权视野下类型化电影屏摄行为的规制路径——基于《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的思考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有关屏摄行为规制的侵权构成要件的具体行为方法不明且缺乏正式解释,而很多媒体宣传报道则将所有屏摄行为尽数归入盗摄范畴,由此形成的非正式解释深刻影响着业界、公众对相关权利义务的认知与行为。屏摄行为现行法律规制存在四重症结:其一,违法屏摄行为的正式解释缺失;其二,未对善意屏摄与恶意盗摄作立法区分;其三,积极预防性规制措施于行为层面无差别地过早介入;其四,未依据法益侵害当量作行为规制的类型化处置。为实现版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均衡,建议在调和屏摄行为既存的三重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建构政策层面重视公共领域保留、规范层面明确合理使用空间、执行层面区分确立影院管制权限并制定裁量基准的应然规制路径,并以之为据通过法律解释阐明违法屏摄行为“录像”只包含“录制”这一种行为方法,而将“摄影”行为从中分离,并采取对法律隐含漏洞进行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将之排除在违法打击对象之外。自媒体平台是屏摄影像的重要传播媒介,数字技术的发展、侵权内容的泛滥令平台应在合理限度内履行对侵权屏摄影像内容事先审查的版权注意义务。

关于高等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再认识

学科结构并非简单的科类问题,而是一个内含科类划分、层次差异并聚合着复杂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的体系。学科调整既包含结构布局的调整,也包括建设策略的调整。我国高等学校学科结构存在的问题,根源于其生成的历史背景与特定模式。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合理化需求与安排,可能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埋下问题的种子。这些不断积累的问题经过演化,有些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文化,有些则成为利益固化后的藩篱。做好新时代的学科调整工作,需要平衡行政、学术、市场三种力量,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促进内外部动力的整合,实现体系调整与体制创新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