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分配与重组研究——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制度改革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如果改革一方面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需要依赖既得利益者自行削减其利益,制度改革就会出现"制度悖论"。我国户籍制度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已跨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并进入了"存量利益"调整阶段。目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不但诱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困境,而且引致了制度改革的"制度悖论"。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以保障农村户籍利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城镇不合理的户籍利益、引导市场逻辑的差异化利益与规模性(地区性)的户籍利益为思路,全面协调并重组户籍利益;通过构建顶层约束机制、大城市的联动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户籍利益协调与重组的全面落实。

土地开发整理与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耦合：参与路径与利益重组

土地开发整理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施以的干预,土地开发整理系统包含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三大子系统。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系统是指农民对其土地实施依法承受、持有利用、收益分配、有序流转所形成的动态有机统一体。土地开发整理系统与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系统存在多重耦合关系,缔造了农民参与土地开发整理过程的正当性。土地开发整理是对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权能结构的重组和优化。农民要通过三条路径参与到土地开发整理过程,政府亦应通过保障农民的土地持有产权来激发农民的参与意愿,实现土地开发整理与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良性互动。

谈重组利益协调机制

深层透视改革中出现的若干畸变现象和不规范行为,就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旧的利益分配机制功能衰退的同时,新的利益机制的协调机能尚未有效释放。因而,重组利益协调机制,就成为推进改革的现实任务。一、现状描述:中央地方关系扭曲与区域经济割据时止今日,我国改革已进入了关键时期。旧的秩序已被打乱,新的秩序尚未确立,各类摩擦、冲撞频繁。在繁杂的社会生活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

专家型全球治理:从实力到影响力的转化

如果说今日全球治理领域里的大国关系是昨日权力之争持续演进的新形式,那么国家间的博弈方式便会发生重要变化。权力的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实现国家实力向影响力转变的方式是多层次的、专门化的、灵活化的、精英化的。更为专业化地参与全球治理是国际权力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在全球治理的领域内,国家利益是经过重组的,而非减弱的,它是专家群体再解读的结果。此外,专家、精英群体也发挥着独立的作用,专业的知识、技能是他们参与治理权力、权威的来源。专家型治理是一种综合了国家利益、专家共同体利益、全球利益的治理形态,是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方式。

关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几点思考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既涉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以及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也涉及财政制度各具体领域制度的科学建构和完善,还涉及对公共财政基本理念、假设和文化的革新。因此,它是充满系统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的复杂工程。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下,财政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究其根本而言是对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打破和重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建构新型的财政关系是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财政关系的调整是当前中国社会总体改革的重要部分,亦是改革的难点。

费改税的基本原则与对策

费改税是项涉及方方面面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必须遵循由上到下、循序渐进、配套改革、负担不变和强化执法等原则。

我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政策评估与顶层设计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演化至今,已经完成了人口的城乡禁锢到自由迁移,但尚未全面调整户籍背后的经济利益,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以户籍利益的协调与重组为价值取向。现有改革措施还远远没有突破"户籍利益固化的藩篱"。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强化中央政府在不同利益需求者之间"意见一致"的建设作用,围绕"突出中央政府的全面主导、推进户籍利益的协调与重组、构造户籍改革的成本分摊机制、推动(特)大城市成为户籍改革的重点对象,构造户籍改革的强制性约束激励机制"等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

权利是如何实现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行动策略、传媒与司法

社会变迁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提供了制度背景。行动策略经常影响权利实现的程度。传媒是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支撑机构。传媒通过重构案件细节、塑造法律事实、提供知识、制造公共舆论等环节对个案产生影响。在一些存在法律漏洞的疑难案件中,传媒对司法的影响是表像,其后反映的是支持不同主张的力量的较量。这反映了转型社会下不同利益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