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兵书略》“重复”考辨——兼“别出本”、“别裁本”及“单行本”辨微

《七略·兵书略》中著录的《伊尹》等与《诸子略》中的著录不可能是一书(本)而两著,前者是武帝时军政杨仆所整理的本子;后者则是成帝时收集而来的本子。杨仆整理本被著录于《兵录》中,任宏据《兵录》编撰《兵书略》。这些本子再被转录于《兵书略》中。《兵书略》中还著录有杨仆《兵录》之外的书籍;《诸子略》中著录的《伊尹》等篇,没有再交由任宏整理,而是仍然留在刘向那里,与相应著者另外的著作合编在一起,并被著录于《别录》中,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诸子略》中。"别出本"、"别裁本"、"单行本"等称名的名实之间存在着不符之处,本文对之也进行了辨析。

“互著”与“别裁”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对图书文献进行分类著录的特殊辅助方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医古典目录学分类研究也离不开这2种方法的应用。首先,对“互著”与“别裁”的概念、内涵与源流进行梳理;其次,分别对古代中医专科书目和现代中医专科书目中使用“互著”与“别裁”的情况进行核查,重点对其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具体应用实例进行整理与评述;最后,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从而为现代中医古籍数字书目信息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杜甫的定位和接受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共选录278位诗人的1940首诗。杜甫诗歌255首,居首位。从五言古诗到七言绝句,七种“体裁”并选杜诗。所选古、律并以杜甫居首,绝句则未列前茅,不及李白、王维诸人,甚至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王涯,所选绝句亦高于杜甫。充分体现出沈氏对杜甫诗的定位:兼备众体而特擅律诗,绝句则稍逊。杜诗在《唐诗别裁集》中的定位,则与沈氏论诗力倡“格调”紧密关联。“格调说”强调情旨的“温柔敦厚”并“怨而不怒”,在语言上则要含蓄慰藉,措辞温婉且格律严整。《唐诗别裁集》对杜诗的编选凸显出沈德潜在诗学上的独特眼光,其对杜诗的接受显然是基于杜诗契合沈氏“格调”诗学的理想典范。

《七略》“互著”、“别裁”辨正

从古书流传与刘向、刘歆校书的具体背景出发 ,通过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反映的《七略》中著录的同名书的情况 ,可以认定《七略》中存在的同名书是刘氏有意所为 ,这些书或因篇数不等而著录 ,或因内容不同而著录 ,不是同一书 ,所以《七略》中没有“互著” ;通过综合对比与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同名书以及《孙卿赋》、《贾谊赋》和《琴颂》等情况 ,可以看出刘氏校书加深了对书的内容的认识 ,在单行本的基础上 ,在对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的处理时 ,采取了保留特殊单行本的做法 ,著录在《七略》里产生了我国最初的“别裁” ,这种“别裁”不成熟也不全面。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有互著和别裁两种方法。明代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是最早发明别裁法的书目 ,也是最早采用互著成法的书目 ;祁承火业和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法阐释的宗旨有所不同 ,一为便于检阅文献 ,一为辨考学术源流 ;互著别裁法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特质所孕育 ,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 ;作为文献著录的有力的辅助方法 。

从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看乾隆的文化心态

《清诗别裁集》是沈德潜所编的一部清代中前期诗歌总集。自乾隆命内廷翰林将它删订,以《钦定国朝诗别裁集》之名出版后,呈现出与原作不一样的面貌。钦定本取舍作品完全是以是否有利于加强清朝思想统治,是否有利于消除清朝早期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室尊严及地位为标准而进行的,反映了乾隆利用文化手段维护满族贵族君主专制政权的强硬态度,也是其文化专制政策的又一产物。

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士禛诗看沈德潜的“格调说”

清代,中国古代诗学四大流别呈现出相互接纳、融会的特点。沈德潜的"格调说"充分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这是因为古淡清远这一美学风范与文人阶层的理想和品格大体一致。另外,从艺术的表达方式上看,"格调"和"神韵"都追求不切,也就是不落实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正可以沟通古淡清远和阔大朗健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美学风貌。当然,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融会"神韵说"的基础上,也坚持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在题材的选择上,沈德潜的"格调说"坚持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以诗作入选数量的方式,肯定了"神韵说"倡导者王士禛诗坛盟主的地位,但他却不顾王士禛对五绝的偏好,大量地选取了王士禛创作的七绝,因为七绝这一体式与现实人生的关联更紧密。这样,沈德潜就以巧妙的方式把"神韵"王士禛改造成了"格调"王士禛。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清前期文人英雄崇拜情结初探——以《清诗别裁集》英雄形象为例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作为清代前期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清前期文人英雄诗的兴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英雄形象和诗歌主题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这既是为满足政府、社会和文人本身的精神需要,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艺文类聚》中的“互著”与“别裁”

在《艺文类聚》中,自觉而有意识地借鉴并大量运用"互著"与"别裁"之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最晚在唐初,古典目录运用"互著"和"别裁"已经相当普遍。在"互著"与"别裁"起源诸说中,只有起源于《七略》一说较为合理,而其他将其起源确定在唐代以后的各种说法,都是不顾古典目录发展实际的偏颇之论。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小说”如何“别裁”——从沦陷时期上海“故事新编”小说看“故事新编”小说的文体独立

长久以来，鲁迅的《故事新编》既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故事新编”小说而确立的里程碑，又为“故事新编”小说的文体定位问题提供了几乎等量的困惑与契机。一方面，大批历史题材创作者效仿性地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故事新编”，比如杂文家廖沫沙署名“易庸”在1941年出版于香港的《大众生活》周刊上发表《东窗之下》、《南都之变》、《江城的怒吼》、《信陵君之归》等作；

《宋诗别裁集》主编张景星籍贯考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而对于其主编张景星的籍贯问题,学界迄无定论。通过对史料的钩沉,文章考定张景星就是松江府人,从而为呼声甚小的"松江府说"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也让"江西奉新说"不攻自破。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唐诗别裁集》立足儒家文学观的持守和突破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对唐诗的选择是从宗旨、体裁、音节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中"宗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体裁、音节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美的因素,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学观的更具体的规定。沈德潜在自身所处的学术背景中,从宗旨和审美特征两方面对唐诗进行"别裁",将"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高格壮响确认为唐诗的主流美学特征,并对以李、杜为宗的唐诗艺术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立足儒家传统文学观,《唐诗别裁集》以其新颖风貌在唐诗编选领域奠定了自身的独特地位。

“类书纂辑法”与“别裁法”之辨析

类书纂辑法和别裁法在表现形式上同为摘抄征引,裁篇别出,易被混淆,实际上二者不能等同.类书重在"抄",述而不作,但类书的这种抄录往往支离破碎,不关注著录源流的意义。"别裁"作为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主要方法之一,在裁篇别出之后往往在每个篇目之下标有子注,申明所自。同"类书的纂辑"比起来,"别裁"能够达到"旨存统要,显著专篇"的功效。

从《论语别裁》管窥南怀瑾的学问观

学问一般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但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却强调学问是指做人好、做事对。做人好、做事对的要义是求仁、好礼、迁善、改过、行孝悌,可以通过随时随地观察学习,总结人生经验,培养静一心态等途径达致做人好、做事对的境界。

幻梦与生活的别裁——华清诗歌印象

有一种想象力,它触角朝外,远离我们,在陌生中寻找惊奇;还有一种想象力,它向内探索,在我们身心中,深挖存在的本质和永恒。它们在华清的诗中共同交织,成为一片梦境。形式的想象赋予梦变幻的生命,物质的想象则使梦更具分量。“梦”在华清的诗中频繁出现,有时,它作为一首诗的部分出现,“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在减少”(《枯坐》),“炊烟点起安详的梦境/梦境在一片黑暗中闪着就要熄灭的光焰”(《生命中的一场大雪》),“光线里有慌张的飞虫/蝙蝠的跳蹿阴鸷而轻薄,时光机/哔哔地响着,被嵌入了情节和/梦境”(《露天电影》)。

《明诗别裁集》与沈德潜的复古诗学

《明诗别裁集》是明诗批评史上极具理论特色的一部总集。沈德潜通过编选《明诗别裁集》,构建起其复古诗学整体性的历史脉络,体现出"仰溯风雅",向儒家诗教传统回归的思想。《明诗别裁集》旨在通过"别裁伪体"以"亲风雅",树立其诗学思想的明诗批评旗帜。沈德潜对于明诗的定位是"陵宋跞元"。《明诗别裁集》以风雅之"正"来观照整个明代诗歌史,试图确立自《诗经》以来的儒家诗教传统,"明诗其复古也"代表了沈德潜对明代诗歌史的整体观念判断。同时,沈德潜也有意以"复古"作为主线和基调,通过编选《明诗别裁集》的具体批评实践,实现对明代诗歌史的重构。"复古"是沈德潜诗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其中既有其对明代七子派诗学的继承,又包容了对儒家风雅正统诗学观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