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的罪名适用问题

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适用罪名问题存在巨大争议。适用非法经营罪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可以做到从严惩处该类犯罪的目的,但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的缺陷;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以避免适用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弊端,但是在认定是否共同犯罪时却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障碍。解决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罪名适用难题的思路是共犯行为正犯化。

海北警方破获一起非法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食用保健品调节身体机能,但有些不法分子为了利益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制作所谓的“保健品”并售卖,极大损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益。海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联合海北州州县两级食药环部门破获一起非法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行为的合理化定罪路径

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相关法律规制却存在缺失,导致出现司法机关对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案件的尴尬判决,但此类帮助行为屡屡出现,且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与日俱增。因此,将提供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提出合理化定罪路径十分必要。1.问题1.1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刑法中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的行为进行规制,并明确非食品原料的范围界定,但是对可以制造食品的基础原料的提供行为的定罪处罚却没有规制。通过大数据可知,比如2006年的“齐二药”事件,到2008年众所周知的“三聚氰胺”事件,再到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无一不显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不少不法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从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罪恶勾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反响强烈。2009年2月28日，我国颁布了第一部《食品安全法》，该法对食品的安全生产、经营做了全面的法律规制，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对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拟对《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做出司法认定，为该罪的成立的界定提供前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或者明知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然进行销售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此罪的认定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因此,本文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研究视角,对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主要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司法认定解析

鉴于刑法的最后保障性特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食品"的概念应有别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的概念,前者的外延要比后者广;非食品原料包括但不限于广义的添加剂;该罪中的"掺"在"生产"和"销售"中有不同的含义,并且表现形态各异;该罪中的"有毒"与"有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将二者并举不妥,"有毒、有害"的毒害性来源不一,对于添加物是否有毒、有害应当采用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原则,行为人对于添加物是否有毒、有害的主观认识可以通过是否超量、超范围添加等方式来推定。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司法认定的现状、疑问与检讨

通过对近年司法机关所发布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正日趋规范化。司法机关对诸多学理主张作出了积极回应,同时也在某些争议性问题上表明了立场,既不乏亮点,也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司法机关对该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读与抽象危险犯的基本法理存在冲突,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认定有主观化、形式化倾向,导致过分扩张刑法处罚范围,威胁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明知判断的司法扩张与限缩

2022年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列举事实的方式明确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但是,该推定规则存在基础事实过于宽泛以及与主观明知的关联性不高等问题,混淆了本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在明知对象上的差异,势必导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司法扩张。基于司法解释的有效性,可以从条文规定的推定反驳机制、基础事实的适用限制两个方面,对本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予以适度限缩,平衡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

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刑事案件分析

目前,我国最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是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重点就打击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涉及到的滥用食品添加剂如何定罪处罚,食品生产中添加的不合格食品添加剂、掺进的药品、使用的新资源食品,被当作食品原料的已腐烂变质或者被污染的食品等物质能否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观点。

《刑法》第144条中“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合理定位——以近晚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食品"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物品。由于食品安全是相对的,因此向食品中掺入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就成为认定本罪客观确定性的核心内容。"非食品原料"是否有毒、有害,应以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只能要求行为人具有对于"非食品原料"的明知。仅仅依靠刑法的严惩并不足以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应当加强监督监管体制。

刑法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渊源、认定及适用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刑法》第144条的核心要素。然而,不管是刑法,还是食品安全法,都没有明确其内涵。考虑到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规范,应当对＂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进行规范解释,明确其和有毒有害食品之间的关系,从而规范刑事诉讼的证明内容。为此,需要对当前司法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规则进行重新建构,使处理规则更加合理、规范。

9种有毒食品大曝光

毒油条毒油条是指在原料中违规加入大量有毒化工原料生产出来的有害物质超标的油条,比如滥用明矾等。毒油条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存在明矾滥用等情况外,还存在劣质油反复使用、生产、卫生环境恶劣等情况,甚至还有一些无良小贩在炸油条用的面团中加入洗衣粉,

“零容忍”监管食品安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包括以假充真、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引发社会关注。民以食为天,要进一步严防严控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水平,让人民群众吃得更安全、更营养。

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司法认定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司法认定是《刑法》第144条的难点,是决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鉴定意见和检验报告在认定"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明确检验报告的地位和作用,厘清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的关系,厘清行政执法和刑事诉讼中形成的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的关系。对"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司法认定应该区分案件的具体情况,同时应当明确司法鉴定意见并非权威的"科学证据",仍需要法官对之进行审查判断。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确定各自的证据地位,有力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维护食品安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2008年6月18日,被告人李某某注册成立科信兴国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信兴国公司)。2015年12月1日,所在市人民政府指定该公司为生猪定点屠宰场,被告人李某某作为科信兴国公司法人兼总经理负责屠宰场全面事务,其中包括负责雇佣注药、注水工人、购买盐酸肾上腺素等工作。被告人崔某某系李某某妻子,负责科信兴国公司财务和对外销售生鲜猪肉及附属品、回收货款、支付注药、注水工人工资、购买注射盐酸肾上腺素用注射器等工作。

食品犯罪中非食品原料制售行为定罪新论——兼论刑法中帮助犯理论的拓展

非食品原料制售行为的规制是刑法遏制食品犯罪源头的关键,其定罪问题在实务与理论中存在争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分别存在行为与客体的瑕疵,"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选用具有合理性,但现有理论对适用根据的解读存在局限。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帮助犯的定罪观点,理论路径是延展帮助犯理论,将其定位于解决社会中"帮助"危害社会现象的刑法理论;定型于帮助行为、帮助故意和帮助情节组成的定罪标准系统;定制于有权解释机关做出的司法解释。

应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朮 更好地对食品表面进行杀菌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日益重视,对食品加工和保存过程中微生物的控制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食品的安全性,通常采用热杀菌,但热杀菌会影响食品的营养及感官品质,甚至可能产生丙烯酰胺、呋喃等有毒有害物质。超高压、辐照、超声波、紫外线、臭氧、低温等离子体(low temperature plasma,LTP)等非热杀菌技术避免了热杀菌的局限,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制售“盐酸克伦特罗”案件的定罪量刑及法律适用

"盐酸克伦特罗"是人用药品,因对动物具有促进增长、降低脂肪含量、提高瘦肉率等作用,使得一些惟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将其作为"秘密武器",大量用于生猪饲养,严重威胁到了群众的健康。因此,对涉"盐酸克伦特罗"案件在定罪、量刑及法律适用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