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潜规则——可供阅读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是一种规则 ,习惯法也是一种规则。在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规则 ,即本文所讨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规则 ,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对财产权的影响

随着社会形态由早期自足型静态经济进入消费阶段,实物生产总体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状态,由于私人合意和 公法作用的加大,各种“新财产”层出不穷,由此使我们必须考虑把财产概念纳入制度性事实的范畴,重新思考其上的财 产体和财产权两重含义,特别是后者,以顺应其发展规律,通过制定法对此权能因子做出适当的调整。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补与对接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补与对接云南大学副教授田成有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非常突出。因为国家制定法是比较严格的国家行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对习惯的记载和认可，即使在今天的现代比法制过程中，立法也回避不了一个民族的风俗、习...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

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其所蕴含的民族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族习惯法的规定较多地体现出来。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民主理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基于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演变的分析

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主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20世纪前对民主会带来多数专制的极度担忧,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平义论的形成,20世纪中期臻于鼎盛的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笃信民主过程可以生产妥当的公共政策,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形成,而之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致力于揭示政治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负面影响和民主过程的失灵,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新文本论"的产生。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历史上的羌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文化人类学知识表明，习惯法与国家法分属于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被视为一种受到自觉维护的和极具统一性的规范，具有强烈的符号意味和文化选择色彩，属于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习惯法个性强而共性弱，实验性强而抽象理性缺乏，这套知识主要是一种实用性规范，属于“小传统...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论国家制定法和藏族习惯法的融合与对接——以法律多元主义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活法"和习惯法、活法和"行动中的法"的进一步的区分,明确了活法的概念,指出习惯法是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重点对广大藏族聚居区国家制定法所遭遇的尴尬进行了剖析,得出赔命价、赔血价、"盗一罚三"等民族习惯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制定法与传统习惯法的融合和对接。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以制定法的缺陷为视角

我国是一个制定法国家,司法人员办理案件遵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但由于立法者预见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立法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使得缺乏周延性、明确性、灵活性的制定法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和复杂多样的案件时,要么捉襟见肘,即因存在法律空白和漏洞而无以应对;要么顾此失彼,即因实现一般公正而牺牲个别公正。案例指导制度恰好可以消弭制定法的这些局限,为摆脱司法困境找到出路。作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检察案例指导的构建既需要廓清其定位、效力等模糊认识问题,同时需要从遴选标准、确立程序、发布主体、保障措施、代谢机能等操作层面入手,逐步推进。

古代法律规范的层级性结构——从水利碑刻看非制定法的性质

中国古代民间规范包括民间法律规范和民间规约,前者称为"非制定法",是基层法律规范的主体。非制定法与制定法的主要区别是两者的形成路径恰好相反。民间规约转变为"非制定法",需经过报官核准或官府认同的程序。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具有顶层、中层和基层的结构体系,各层次的法律规范都具有公权、公益、禁罪罚和权利义务、核准程序等要素。

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

想象性重构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技术,从属于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存在从多成员立法机关难以提炼出融贯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意图模糊不清乃至根本不存在等问题,需要运用想象性重构的技术来解决。想象性重构以古典解释学为哲学基础,通过搭建制定法律时的背景平台来重新发现历史上颁布法律的立法者面对系争问题将会如何处理的具体意图。但是,想象性重构的哲学基础易受批判,其解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该方法忽视了功效性等其他解释价值。

民间法在制定法变迁过程中的功能——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视角

民间法不仅存在于乡土社会,也存在于都市社会。民间法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制定法形成了一种冲突式合作的复杂关系。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看,正是获利机会的出现刺激了民间法的滋生与制定法的回应,二者之间的反复博奕,促成了制定法的变迁。从法理学上看,应该特别重视民间法对法律制度变迁的独特意义。

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缓解当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时所面临的尴尬。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主要通过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来实现。习惯法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具有较大运行空间,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构成要件解释时,其他要素或要件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由于违法的判断是实质的、具体的,故习惯法在此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分析。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用很小,更合适的路径应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然目前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制定法上的舞者——关于司法解释的另类解读

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法律解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对传统的制定法主义进行反思,从法理上看司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制定法主义及其固有的局限性构成了司法解释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从司法解释的主体角度看司法解释具有有效性。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将法官囿于严格的法条主义注定是失败的,如何界定司法解释在法治图景中的位置是横亘在法律人面前的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内涵于如何处理好司法权与立法权及现代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

自19世纪以来,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问题成为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概念法学的理论追求是将法官视为"涵摄机器";自由法学理论则强调法官具有造法的权力,将法官视为"法官王";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可能框架"模式,法律规范只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范围。评价法学理论将"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转变为"法官受价值约束"的"价值导向"模式;在20世纪末,法律论证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商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