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制定法解释研究现状对比分析及启示——基于可视化技术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文章以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核心期刊的313篇中文论文与311篇英文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进路述评国内外制定法解释研究成果。研究结果显示,国外发文数量波动后稳步上升,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经历了稳定发展期后近年来却呈现出低迷状态;国外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且稳定,国内区域性聚集较强但整体略显分散;国外研究注重制定法解释的实践技艺,并以相关哲学理论为指导,意在解决制定法解释的司法实践问题,国内则更为注重制定法解释的本体研究,关注解释方法的合理性证成。鉴于此,我国未来的制定法解释研究应更加重视多样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扎根中国的本土司法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幕布,加强对舶来法律解释理论的本土化和对中华传统法律解释文化的吸收;在研究主题方面,加强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走出法学研究视角的局限,同时扩宽制定法解释研究的宏观视角,更大程度上与我国法治建设、构建国际法治形象相勾连,贡献更多中国法治智慧。

意图是制定法解释的核心吗?——对交流意图论的批判性检视

交流意图论是一种关于制定法解释的意图主义理论。制定法内容由文义构成,文义的基础是言说者意义,而后者完全取决于立法主体的交流意图,因此,相关交流意图处在制定法解释的核心。然而,法律言说的现象学,表面上将字面意义而非交流意图作为制定法文义的基础,对交流意图论构成威胁。通过预设法律人听者,将字面意义等要素安置在交流意图的概念之内,这样优化后的交流意图论就可以解除相关威胁。由此,立法主体的交流意图始终是制定法解释的核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类型与价值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是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立法权基本配置机制以外的非常态化规则输出机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一体探讨,既忽视了立法授权的历史变迁,也忽视了立法授权不同的法律渊源与实践诉求,更忽略了不同的授权对象以及彼此相互区分的事实。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宪法性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实践发展出了授权制定法律规范、授权暂调法律和授权区域治理三种相对独立的主要类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授权的三种主要类型是直面中国经验、继承授权传统而构建的,在授权主体、授权监督等方面确实存在共通之处,但在授权时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授权时权力是否转移、授权事项范围、受权主体范围以及授权运行过程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授权的类型化探讨,阐释了因应各种特殊需要的授权制度实践与完善,明晰了实践理性类型化适用于法治与改革的具体情境,丰富了实践基础上国家制度创新的治理现代化路径,展示了中国立法授权制度发展的继承性、民族性与开拓性。

习惯法的复兴——从“枫桥经验”到“自由人的联合”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和方法,“枫桥经验”不仅擘画了未来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图景,也预示着习惯法的复兴。习惯法是法律的最初形态,在制定法的强势推进下一度衰落,伴随而来的是威权法律观的兴起,威权法律观使法律异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国也出现了习惯法的衰落现象,制定法治理的确立也衍生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下的习惯法复兴,为治理困局提供了新的破解之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呼唤习惯法,民众参与习惯法的制定与完善,进而推动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功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理念,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的联合”理论一致,契合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

国际商人法的法源边缘地位论:基于法律史视角的考察

国际商人法作为现代商法的直接历史起源,是现代进行商事司法判断的根本依托。然而,由国际商人法的发展历史可见,国际商人法作为一种自治性的规则,在与国家制定的成文法的竞争过程中始终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只有在国家职能被削弱时,国际商人法才能发挥相对更多的作用。因此,自治性的国际商人法只能是调整商事交易的次优选择。国际商人法具有本质性的缺陷,即便是在最为辉煌的中世纪,国际商人法也没有取得决定性意义的独立法律体系地位,因而现今不能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大任放诸自治性的国际商人法。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潜规则——可供阅读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是一种规则 ,习惯法也是一种规则。在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规则 ,即本文所讨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规则 ,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对财产权的影响

随着社会形态由早期自足型静态经济进入消费阶段,实物生产总体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状态,由于私人合意和 公法作用的加大,各种“新财产”层出不穷,由此使我们必须考虑把财产概念纳入制度性事实的范畴,重新思考其上的财 产体和财产权两重含义,特别是后者,以顺应其发展规律,通过制定法对此权能因子做出适当的调整。

日本情报公开法的制定与实施

知情权是 2 0世纪 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许多国家纷纷制定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日本的情报公开法经过多年的讨论和酝酿 ,终于在 1 999年得以颁布和实施。它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由地方政府逐渐发展到中央政府的过程。这对亚洲国家来说 。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补与对接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补与对接云南大学副教授田成有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非常突出。因为国家制定法是比较严格的国家行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对习惯的记载和认可，即使在今天的现代比法制过程中，立法也回避不了一个民族的风俗、习...

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

想象性重构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技术,从属于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存在从多成员立法机关难以提炼出融贯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意图模糊不清乃至根本不存在等问题,需要运用想象性重构的技术来解决。想象性重构以古典解释学为哲学基础,通过搭建制定法律时的背景平台来重新发现历史上颁布法律的立法者面对系争问题将会如何处理的具体意图。但是,想象性重构的哲学基础易受批判,其解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该方法忽视了功效性等其他解释价值。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

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其所蕴含的民族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族习惯法的规定较多地体现出来。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民主理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基于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演变的分析

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主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20世纪前对民主会带来多数专制的极度担忧,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平义论的形成,20世纪中期臻于鼎盛的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笃信民主过程可以生产妥当的公共政策,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形成,而之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致力于揭示政治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负面影响和民主过程的失灵,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新文本论"的产生。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历史上的羌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文化人类学知识表明，习惯法与国家法分属于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被视为一种受到自觉维护的和极具统一性的规范，具有强烈的符号意味和文化选择色彩，属于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习惯法个性强而共性弱，实验性强而抽象理性缺乏，这套知识主要是一种实用性规范，属于“小传统...

古代法律规范的层级性结构——从水利碑刻看非制定法的性质

中国古代民间规范包括民间法律规范和民间规约,前者称为"非制定法",是基层法律规范的主体。非制定法与制定法的主要区别是两者的形成路径恰好相反。民间规约转变为"非制定法",需经过报官核准或官府认同的程序。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具有顶层、中层和基层的结构体系,各层次的法律规范都具有公权、公益、禁罪罚和权利义务、核准程序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