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

想象性重构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技术,从属于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存在从多成员立法机关难以提炼出融贯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意图模糊不清乃至根本不存在等问题,需要运用想象性重构的技术来解决。想象性重构以古典解释学为哲学基础,通过搭建制定法律时的背景平台来重新发现历史上颁布法律的立法者面对系争问题将会如何处理的具体意图。但是,想象性重构的哲学基础易受批判,其解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该方法忽视了功效性等其他解释价值。

论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以美国法律过程学派的目的主义版本为中心的分析

目的主义在美国主要指法律过程学派的哈特和萨克斯所提出的制定法解释理论。该理论反对传统制定法解释中的意义论和意图论,强调目的在制定法解释中的优先地位及解释者对制定法目的的建构,要求以能最佳实现目的的方式来确定制定法文本的意义,并对解释施加文本规约意义和"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的限制。目的主义的吸引力在于既赋予解释者更新、发展制定法的任务,以合作者的姿态参与公共政策的生产过程,又竭力避免非民选的司法机关作出争议性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

制定法解释中的立法意图 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考察

法律文本模糊不清或存在歧义之际,法官应该关注解释是否符合立法意图,这种立场在英美法上一度居于主流地位。“立法意图”是一个相当灵活多变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指代不同的含义。实践和学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经常涉及意图与目的、个体意图与集体意图、语义意图与适用意图的区分。立法意图虽然是偏重主观心理的概念,但却可以经由相对客观化的解释技术予以辨别。法官可以通过法律文本的显明含义获知立法者明确表述的意图,通过立法背景资料获取发生学意义上的意图,通过想象性重构的方法获取估算的意图,通过解释准则获取推定的意图。针对立法意图的批判表明,这一解释方法在运作上必须注重实用方面的考虑和论证方面的融贯性。

制定法解释中的文本论:终结循环?

在经历主观意图论和客观目的论解释方法之后,美国制定法解释开始呈现向文本论回归的趋势。文本论坚持法律文本的优先性,并拒绝参考立法史等非文本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法院越来越倾向于援引词典、降低对立法史的依赖、减少与意图和目的有关的修辞。然而,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当前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与文本论只是'貌合神离'。在强语义论据下,文本论、目的论和意图论之间仅仅是经验性分歧;在弱语义论据下,美国法院更倾向于目的论主导下的多元立场。由于文本论并非当前美国制定法解释的共识,因此并没有终结解释循环。

解释与制定法解释

法律解释既指涉"法官们进行推理和讨论,从而确定文本意义的过程"这一社会认知活动,又指涉这一活动的结果.法律解释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即它是可能影响个体和社会利益的方式.这种实践意义由以下事实决定:法律规范在公民和官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三分法将法律解释的语义场域分为理解、严格意义上的解释以及建构,其强调了在确定权威性文本的法律意义方面的重要差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对这些概念的范围进行清晰划界.因此,我们应当使用"解释"一词涵盖所有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归属,既包括自主的意义归属(理解),也包括基于非语言线索的意义归属(建构).从论辩视角来看,解释性陈述是能够得到论证支持的主张.解释的证成过程可能属于一个涉及由论证和反论证构建的论辩过程.解释性论证型式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它们可能仅仅被视为法律推理的惯例;另一方面,解释型式可能被视为实现法律确定的合适方式.

制定法解释与立法意图的反事实检验

本文研究了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所运用的立法意图的反事实检验方法,并对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提出的言说者意图与建构性解释两种制定法解释方法之间的区别做了阐释。我认为,德沃金低估了反事实检验在合理化言说者意图解释方法方面的可能性。此外,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提出的摒弃反事实检验的理由,要么过于单薄,要么根本站不住脚。本文提出了之所以拒绝将反事实检验作为言说者意图解释方法之一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反事实检验与在解释中同样运用了反事实条件的其他立法意图检验之间的区别。

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解释——美国经验的借鉴意义

美国联邦法院将行政规章中的法律解释看作诉讼一方的观点,使之与其他诉讼主体的法律解释平等竞争,再研判优劣,除非法院发现有更好的解释结论。于是,法院逐渐积累了大量从本质或形式上判断行政解释优劣的标准,并在个案中根据其与行政解释的相关性选用。但法院鉴于自身权力或司法能力有限,有时会主动放松甚至排除某些形式标准。有鉴于此,我国不仅可借鉴域外成熟的判断标准,更应重视行政解释,平等对待各方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