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二元结构、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电子设备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着重研究了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构成的制度二元结构对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并基于电子设备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是:不同类型的组织间非正式关系能够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不同影响,而制度二元结构能够对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

法律制度二元性下行政垄断“滥用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规则续造

行政垄断同时受到《行政诉讼法》与《反垄断法》的双重规范,在法律制度上呈现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二元体系格局,由此影响滥用行政权力的审查规则。法律制度的二元性本质上反映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法律适用中的相对立关系,传统应对之策通常诉诸于价值选择论和单独立法论。但这两种立论都过于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隔,而忽视二者本身的统一。事实上,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正义内容上的根本一致性及程序法之间行民交叉的衔接,都为二元法律制度在行政垄断滥用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问题上创造了弥合的契机。而寻求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行政垄断规制上的统一,则需重返二者共同的核心范畴--行政垄断行为的自身建构,通过修正行政垄断行为的实体要件论,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司法审查中的不同要求,从而疏通《行政诉讼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适用冲突。

人口流动会抑制城市碳排放吗?——基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平衡“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别化待遇,它为研究人口流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弥补STIRPAT模型在政策评估上的劣势,可采用以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技术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关系。由此,政策上应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分类控制不同城市人口流入规模,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二元制度环境、制度能力对新兴经济体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EE)创业企业在与母国缺失的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制度能力。运用大规模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本文提炼出制度能力的概念及其三个维度:制度适应力、制度关系力和制度创业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融合制度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设计,探讨了二元制度环境、制度能力与E 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减轻了东道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对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阻碍作用,而母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则提升了完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E 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促进作用;(2)母国缺失的制度坏境有助于E E创业企业开发制度能力,而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则不利于E E创业企业制度能力的开发;(3)东道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对制度能力较强的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抑制作用较弱;完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制度能力较弱的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激励作用较强;(4)E E创业企业的制度能力中介母国制度缺失性对东道国制度缺失性和加速国际化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有助于E E政府创造国际创业友好型制度环境和创业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城乡二元住房制度:透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困局

二元性的制度体系是制约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前的住房制度更是成为制约农民身份转变、定居城市、同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关键障碍。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城市福利住房体制解体、基本住房保障体系严重缺失,城乡住房的合法流通、交易渠道更是被完全阻断,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进入和定居城市的经济、社会成本。二元的住房制度体系是继劳动品、劳动力之后又一次对资本与空间的剥夺,其本质上压缩了城镇化的经济成本,但也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逐渐积累、不断加重——基于住房为扭结点的制度约束越来越突出,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顺畅进行。基于此,通过对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实践的反思与剖析,提出有关城乡一体住房制度设计的相关设想。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文章分别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和门槛理论,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构建了双重约束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型,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不仅加大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差距、非工资性收入差距、消费支出差距,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而且也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降低了市民化能力,因此,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制度。

二元结构制度变迁与“城中村”改造——兼论西安市“城中村”改造

在城市化过程中,二元结构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村民是二元结构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利益的驱使,这种既定的制度安排产生了路径依赖,村民存在抵制城中村改造的情绪,但二元结构制度存在非效率的状态,政府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必须由政府作为行动主体对二元结构制度实行强制性的变迁,变迁中要维护农民的利益,避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发生。

二元财政的制度变迁:基于路径依赖的视角

植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二元财政制度总是执行有利于城镇部门发展,而且有损于农业部门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居民的长期贫困,而且还持续拉大城乡差距。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分析结果显示,二元财政的制度安排内含自我增强机制,其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以,农村居民的贫困必然具有长期性,城乡差距也会持续拉大。因此,必须根据中国经济现实,对二元财政制度采取边际调整的改革措施和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改善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方可在长期内从整体上推动二元财政制度变迁,实现城乡平等的财政制度。

制度演进视角的中国二元财政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容易导致制度"锁定"在低效框架内,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路径依赖"之中。城乡协调发展的财政制度建设、区域间公平的财政制度构建受到原来财政制度安排的影响滞后于市场经济建设,降低了整体制度的绩效。实现制度变迁路径转换需要推进协调的制度变迁,重点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阻力。

农民工受歧视的二元制度分析

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却非常严重,既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教育歧视,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为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应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加快制度创新,创建平等的就业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元制度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的建立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二元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指出影响农民做出外出务工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其流入城市的净收益现值,并对决定这一现值的各变量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二元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降低了农民的流动和迁移意愿,限制了农民的外出。最后作者提出了短期内促进农民工流动和长期内保证农民迁移的政策建议。

改变城乡二元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二元制度是导致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宏观因素,改变城乡二元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本文从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的角度对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英国二元化律师制度的近期发展与融合之争

英国实行独特的二元化律师制度,事务律师与出庭律师共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但二者在执业资格取得、出庭权、行业组织、晋升法官的机会等方面有着传统区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政府开始介入一直自律发展的律师业,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打破传统分界的立法与改革举措,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律师业是否应当融合以及最终能否融合的争议。或许是否融合只是表面现象,律师分立的传统行业规则带来的弊端才是促使政府推行改革的真正动力。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负面效应与改革路径研究

与城乡二元体制相联系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这集中表现在国家和农民集体这两个权利主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土地制度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整体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民的土地产权利益受到侵蚀。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土地价值迅速增值,农村土地的资产性越来越凸现。与其相联系,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客观上要求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保障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

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以保障工业化建设和城市粮食供应为出发点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对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通过国家在粮食上的垄断经营切断了城乡之间的主要市场联系;它以动员农民回乡为重要手段,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一次从制度上确立了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它把有无城市正式户籍作为标准,对城乡居民实行差别供应,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排除在计划供应之外,同时又促进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生。这一切,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化的分离,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强化、僵化的重要原因。国家非均衡的制度投资形成了城乡不同的制度结构。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有利于保护产权,减少交易成本,技术创新,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力强,有利于经济增长。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不利于产权保护和技术进步、交易成本高,不利于经济发展。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造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路径,导致城乡差距难以缩小。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优化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二元化制度下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收入。但是近几年农民增收困难。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经济制度，是其中最重要、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应该以制度创新，克服、消除二元化制度性因素的约束，统筹城乡制度，确保农民收入增长。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冲突与协调——以城乡二元制度为例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创新—效果悖论"。本文运用制度关联理论和制度冲突理论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城乡二元制度的制度关联、冲突与协调。研究发现,城乡二元制度内部的制度关联为制度冲突提供了可能,在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目标选择、创新进程的快慢、阶段性重点的定位以及创新的地区差异都会扭曲或破坏城乡二元制度内部的制度关联,造成制度冲突。城乡二元制度内部的制度冲突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与嵌入其中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性制度的制度冲突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的制度冲突两种形式。为了协调城乡二元制度内部冲突,需要统筹兼顾,整体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从制度创新的源头上消除制度冲突的可能性。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改革

就业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但是城乡二元就业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市民在就业准入、就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待遇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不平等,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降低了市民化能力,抑制了市民化进程,因此必须对城乡二元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