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发言人制度传播优势探析

作为传播领域新宠的网络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网民的广泛青睐,其强劲的发展势头,表明该项新兴传播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为加速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本文在分析网络发言人制度特殊性的基础上,论述了网络发言人制度的传播优势,这就是即时性、互动性、整合性、非制约性、广泛性和灵活性。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及制度概说

中国的传播思想源远流长,属于政治传播及控制范畴的观念、主张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信息监控、信息调控及信息规范控制三大政治传播手段来看,古人提出的一些信息控制思想、主张并不逊于现代传播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具有阴阳组合特质的话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纲纽性认识。另外,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与西方学者的"传播制度类型"观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论政治制度与传播制度的关系

在传播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力量从未放弃对传播制度的控制和利用。在另一方面,传播制度也以自己特有的功能和特性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小视的力量。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从进奏院状到定本制度:传播制度的创新

从唐代进奏院状到宋代定本制度的历史变迁,是传播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传播制度的创新。质言之,定本制度是宋朝文官制度的从属制度,它通过编辑权的集中,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传播方面强化了专制的皇权。

1945～1949年中华民国新闻传播制度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在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的这一阶段中,其有着优秀的历史贡献,在推翻盘踞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播作用。而在1945~1949年,却由于错误的领者逐渐的走向了消亡。本文主要研究了其最后的几年间的政策以及行动,并分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必然原因。

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启示与借鉴

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世界上最早设立发言人的国家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白宫设立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此后,各国政府纷纷效仿,以期树立对内对外的形象。1983年3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就中苏关系缓和问题约见在京的各国驻外记者,通报中苏高层当时的最新交流动向。这次的记者招待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政府级别新闻发布会,外交部也成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最早、最好的国家部委。美国有当今全世界实力最为强大、传播最为迅速、竞争也最为激烈的媒体产业链。美国在新闻学、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等领域的学科发展都很成熟,学科体系完整,取得的理论成果相当丰富。正是由于完善的政治传播理论作支撑,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得以发展、健全。

传统音乐异地传播与流变研究综述

音乐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学界对传统音乐的传播问题就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传统音乐之河奔流不息与文化的纵向传承、横向传播密切相关。关于传统音乐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口头媒介、乐谱媒介和电子媒介三个阶段。关于传统音乐的传播途径,音乐学界最初以冯光钰先生提出的"移民或战乱传播、民间音乐艺人的行艺交流传播、商贸往来传播"等自然传播为主流观点。项阳先生后又提出传统音乐的传播应是在制度下的组织态传播与自然态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公共信息传播的视角

公共信息传播视角中政府公信力存在着时效性不强、质量不高、大众传媒不规范等问题。政府公信力不足既有传播理念滞后的动力原因,也有传播模式单一的机制原因,更有传播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制度原因。提升政府公信力要从更新政府公共信息传播理念,转变政府公共信息传播模式,完善政府公共信息传播制度等几个角度入手。

科技传播体系与创新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的高新知识流通辐射的科技传播体系,担负着知识向经济转化、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的极其重要的使命。为了促进各类科技机构和传播组织在功能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联合,促进国家体系的良性运行,必须建立一种合作互动机制,组成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把国家科技传播体系与创新结合起来,并把创新作为可持续运动状态的核心构成要件,就要处理好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与其他构成要件共同运作联系中的自我更新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构建和国家创新体系同构对应的,与发现发明体系、开发应用体系融接连通、功能互动的传播扩散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传播制度创新、科技传播技术创新、科技传播产业创新。

区域传播资源位的分析及启示

基于传媒经济的视角整体观照区域传播现象,阐释区域传播的内涵及区域传播形成的动因,列举出六个区域传播资源因子并系统分析其在区域传播系统中的地位、特性和功能,针对目前我国区域传播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思路和对策。

书院文化与中华古典传播体系的承继和复兴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自发创建、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独特的教育与学术共同体。书院文化在多个历史时期内都对中华文化传播、文明传承、民族精神塑造乃至国家"软实力"构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从传播学的视角重新梳理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相关经验,对于如何在国家转型期中更好地传承和接续中华文明的血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军情密报与信息公开:宋代边报走进新闻传播的途径及影响

宋代边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边报,即沿边政府发出的公文,狭义的边报本质上就是由边疆地区发至中央的机密军情公文。二者相比,后者更能体现出事物的独特性,更具有逻辑价值。狭义边报的内容走进新闻传播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途径。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邸报录载与出榜示众实现;非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民间流言与小报等完成。制度化传播体现当权者宣传、慰抚等目的,实质属于政治传播;非制度化传播满足时人对安全信息的需求,是真正的新闻传播,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宋代的邸报、小报不仅可以成为边情的有效传递者,还具备了打破封建专制政府信息垄断的潜质,但统治者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极力限制它们功能的发挥和正常的发展。宋代边情与新闻的转化机制大体上是失败的,为导致其国防力量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边报传播现象的分析,发现宋代媒介发达程度与传播开放度、自由度之间的非同步性。这种非同步性与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狭隘利益密切相关,证明了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暴露其腐朽、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距,宋代又并非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衰落期,上述发现恰好为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解。

新闻政策开放与传播观念重构

这次汶川地震新闻传播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在我国新闻传播制度循序渐进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取得的质的变化。

浅谈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新闻传播史体系三维空间的相互融合,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新闻传播史体系中的三维空间的相关内容,包括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同时对新闻传播史体系三维空间的交互活动进行了研究,以此找寻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期为新闻传播研究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呼应或疏离:抗战时期三报主要副刊抗战话语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党传播制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主要副刊抗战话语主体和内容的演变也呈现阶段性特征。1939年1月、1943年10月是两个关键的时间转折点。三家报纸主要副刊演变的几个关键点与传播制度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呼应或者疏离关系,传播制度影响着副刊宗旨、主编、内容和宣传技巧的演变,主导了抗战文艺的发生。副刊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国民党传播制度的新角度。

学术交流和生产场域: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

近代以来,随着机械印刷媒介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大量的理论家和文论家参与了报纸副刊、杂志以及出版社的传播工作,推动了学术交流和文论知识的普及。知识的市场化和稿酬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文论的生产特点。大众传媒不仅开辟出了现代文学话语的生产场域,扩大了文论的再生产,推动和促进了文论研究的职业化,而且直接影响了现代文论的内在形态,介入了现代文论的构型。对文论建设而言,传播制度既是保障,也是制约。

媒介融合理论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传播的三重维度

丹麦学者延森从哲学思想视角对传播和媒介进行了全新解读,提出了媒介融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媒介传播可以划分为媒介传播物质、媒介传播内涵和媒介传播制度三个维度。县级融媒体是我国最基层的媒体,承担着在基层传播信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延森媒介融合理论视域下,探索了县级融媒体传播的三重维度。在媒介传播物质维度,从功能可见性、嬗变性以及技术动量三个方面开展了分析。在媒介传播内涵维度,从“话轮转换”的角度探索县级融媒体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增强媒介传播内涵的主要途径。在媒介传播制度维度,从内容传播制度和体制传播制度的角度解构媒介传播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