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

从价值与理念:坚持公共性取向和善治城市理念;过程与流程:完善制度生产过程并优化供给流程;框架与规则: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方法与工具:运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提升制度供给能力等四个方面探析提升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的路径,从而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特大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历程、时代要求、发展使命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了以对外开放为重点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实践,不断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新发展阶段,制度型开放要求开放范围从边境到边境内不断延伸拓展,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经贸规则双向开放协调融合,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形成制度竞争优势,用开放倒逼改革,适应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并强化制度供给能力,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贸易投资支撑体系;深化“边境后”规制改革,完善优化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自由贸易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构建高水平制度开放的金融支持;完善政府监管与涉外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消费的影响——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文章使用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全面FGLS和FE-SCC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并考察了政府治理能力拆分出的三个维度营商环境治理能力、制度供给能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对城市消费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消费有显著提振作用,政府治理能力拆分维度中城市营商环境治理能力、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能力对城市消费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制度供给能力对城市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型——北京郊区H村的治理实践

"权宜之计"是基层治理的实践常态,"规则之治"是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转型的重要趋势。既有的国家中心论范式和社会中心论范式,均难以对基层治理实践中这一重大转向做出有效解释。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社会"互动视角,提出从"权宜之计"走向"规则之治"来概括这一基层治理实践转型。研究表明:"权宜之计"普遍存在于基层治理领域,灵活性和策略性是其典型特征,中央制度供给能力有限、基层社会不规则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是其生成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家治理转型和经济社会分化,地方政府自主空间被大大压缩,上推下压之间,"规则之治"取代"权宜之计"走向实践前沿,以其超时空的规则性而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向。同时,通过研究也发现,权宜之计与规则之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替代性关系,而是共同作用于基层治理实践中,构成了基层治理实践的重要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