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腐败治理的制度创新论略:以终身追责制为分析对象

终身追责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对遏制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亟须进一步讨论。终身追责制从时空维度深化零容忍反腐败,利用终身追责的统一性消除系统环境的异质性,解决群众监督时效性和监督双方地位不对等的问题,体现了通过长效化监督机制遏制权力易腐性、约束人性弱点和回应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在制度优化路径中,通过完善终身追责的程序设置,强化终身追责的政府公信力,持续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建设等途径,提升终身追责的制度效能,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保障。

制度创新论纲

制度创新是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质与核心。其体制目标，是逐步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力较快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现代科教文化体制；其效率目标，是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逐步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公平目标，是使制度规范的变革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增进人的幸福、体现人的平等和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功能。制度创新是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质与核心，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目前在理论上仍有很多的模糊点和空白处，因而亟待加强研究。本文现拟就制度创新问题从一般学理上作一宏观、整体和概要的探讨。

创业投资博士后工作报告的优秀之作——评刘健钧《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曰《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论——对“风险投资”范式的检讨》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国创业投资研究界的一大盛事。该书基于对创业投资概念演变全过程的考察，重新认识了创业投资的本质。作者从“创业需求的推动”、“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创新论

本文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见物不见人的思路，借鉴外国开发后进地区经验，根据我国国情，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应选择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内动作用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伴随制度创新，西部大开发实践将大有可为。

对创业投资体制框架的总结——《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论》摘选之一

北大创业投资研究中心(www.vc-venture.net)博士后研究人员刘健钧的《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论》出版后,对于澄清创业投资体制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推进我国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现摘选书中的主要结论,分七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论

农业工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逐渐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的高度化进程,在这种过程中,蕴含各种制度创新。农户组织制度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前提;科技体制改革,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核心;城乡管理体制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动力;人力资源开发创新,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源泉;而宏观政策改革,是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的保障。

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创新论——基于事权与支出责任视角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存在事权划分不清、事权错配、事权划分法治化程度较低、以及财政支出责任平衡机制不完善等缺陷。进一步改革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应借鉴有关国家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成功经验,实施以下创新策略:以农民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追求、以受益范围与激励相容为基础明晰责权、"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基于支农事权特质强化地方自主权、全力推进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论

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五化”弊端（静态）和四大问题（动态）是我国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深层次具体化原因。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需明确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两大功能及七个要求，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理顺国有企业各层次的产权关系，明确各个权利主体，并相应界定产权规则，以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要解决好国有企业产权独立化和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等经济主体的重塑等问题。

事业单位制度创新论

分析了事业单位面临的制度性障碍难题和推进事业单位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并从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方面探索事业单位制度创新的路子。

农村集体土地的法律关系和使用制度创新论

农村集体土地不仅是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权利.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制度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土地承包长期不变,如何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通过使用制度的创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后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中国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论

当前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关键不是农业内部自身的发展，而是农业与相关产业是否能形成一体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经营。农业工业化是农业与现代工业技术相结合，使农业生产链得以不断延长的过程，从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创造新的市场卖点。

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研究

党中央深远谋划和战略部署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并赋予其更高水平开放的历史机遇。自贸试验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落实好重要战略举措,必须坚持聚焦使命、强化战略意识、深化创新突破,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联动发展区以构建新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为重点加快发展。聚焦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强化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责任意识,全面深化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认真落实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快提高“数字政府”建设及运行效能,推进数字化“新动能”快速聚集;促进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聚力在战略性、全局性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促进自贸试验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服务和开放创新,强化金融服务自贸试验区的功能。聚焦主要任务和措施,深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全力以赴推进贸易便利化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重视RCEP框架下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对外贸易发展,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坚持推动全产业链和对外贸易的创新发展,高质量建设“八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家级棉花棉纱交易中心优势,加快棉产业聚集,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拓展国际合作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确保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行稳致远。

以制度型开放创新为核心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

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之际,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批准设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使新疆成为我国第22个自贸试验区,也是我国西北边境地区首个自贸试验区。文章深入研究分析了新疆自贸试验区设立的重大意义,并就自贸试验区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制度型开放创新与逆全球化背景下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思考。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提出了思路与对策建议。

海南自贸港创国际一流便利化营商环境制度集成创新探索

海南自贸港以创国际一流便利化营商环境为目标,不仅彰显自贸港“自由”“便利”的本质属性,而且表达了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过程中的政治自觉、时代担当和高质量价值追求。文章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抓手,既能使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优化产生巨大的“集成”“协同”治理效应,又有利于快速破解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存量与增量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到海南先后都出台了系列制度性文本,并推出了诸多制度集成创新案例,探索成效十分显著。尽管如此,未来仍需进一步提高认知探索的多重意义、始终保持创新的接力状态、聚焦重点领域的建设清单、加强营商环境的数字赋能。

老年教育券:促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

老年教育券是教育券制度在老年教育领域的创新性应用。老年教育券具有公益性、激励性、补偿性,能有效提高老年人学习积极性、改进老年教育供给质量,并进一步促进老年教育公平。老年教育券的实施涉及政府、学习者、教育机构三大主体,包括发放、使用、奖励到兑换四个环节。在推行老年教育券时要加强资金保障、监督管理以及宣传推广力度,推动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自贸区制度创新网络联动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的上海自贸区和浙江自贸区为例,采用2008—2019年包括其所在城市及周边4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筛选处理组与控制组,然后分别构建政策综合视角下的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Heterogeneous DID)和政策空间分割视角下的三重差分模型(DDD),深入考察评估“双自贸区之间的制度创新空间联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叠加效应。研究发现:不仅自贸区各自的制度创新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溢出效应,而且自贸区之间的“制度创新联动”更是对中间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序贯“溢出叠加效应”;而且,定量评估还表明,中间区域受到的这种“溢出叠加效应”要远大于单一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单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更表明:自贸区对省会城市、内陆城市、地理临近城市和大型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新发展格局下城际合作共建园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下,不断丰富完善的新发展格局战略使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城市合作迎来新局面。合作共建园区作为中国城市合作中的重要制度创新,肩负着进一步促进区域产业链分工合作、优化区域创新协同制度供给的重要使命。立足新发展格局下合作共建园区转型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与方向,从新发展格局对合作共建园区制度创新的核心诉求出发,从搭建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创新收益分配机制、应对行政区经济影响、完善治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当前城际合作共建园区进一步优化提升的关键问题;提出弹性可变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改革、基于综合收益清单的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多层级引导的实施监管体系搭建、城市间合作的相关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