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不信任:内涵、理论原型和意义

制度化不信任是内化了不信任的政治原则和政制形式,包括现代民主体系中的合法性原则、定期选举与公职任期制、分权制衡、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问责政治、传媒自主和公开透明等。权力的工具性和人性的"幽暗意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理论原型。制度化不信任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创设合理程序等促生现代政治信任。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论法律信任建构的反向逻辑:不信任的制度化及其功能

现代法律系统有着天然地不被信任的倾向。但现代法律系统的正常运转又依赖于信任,法律信任的建构因此只能遵循从反向出发的合法化逻辑,这要求在法律系统内部建立对于不信任的全面、严格的制度化处理机制,法律信任就变成了对于系统内部不信任功能的信任。不信任被制度化后就构成了法律信任的自我反思机制。对不信任的制度化通过将不信任情绪及其处理变成一种可预期状况与常规化操作,从而有助于实现法律信任的动态稳定。对不信任的制度化还能够使法律信任实现“去人格化”,使得人格信任所难以接受的不信任表达与处理在系统内部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极大增强了系统的内在可靠性与稳定性。

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的修复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政治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确立政治信任与国家制度建设是同一过程,是高度契合的,国家制度建设构造政治信任在根本上是通过制度化不信任的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不是也没必要彻底消解民众的不信任情感,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目标是形成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这关键是要通过激发制度活力、增强制度供给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理念构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为民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政治信任风险控制的法律监督体系构建

政治信任应包括民众信任政治系统和政治系统信任民众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存在一定的信任风险,其中由公权力运行所带来的信任风险处于主导地位。政治信任风险的制度治理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以法治为主的治理手段,我国已经初步构造出了针对公权力及其行使者全覆盖的法律监督体系,由公权力所引发的信任风险得到了根本遏制,并且通过失信惩戒法律机制将民众所引发的信任风险控制在了合理范围。为了进一步提高信任风险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应进一步完善公权力监督的法律体系,整合制度资源,畅通民众参与公权力监督的制度渠道,同时实现对民众的信任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制度平衡。

论法律认知的信任逻辑

普通公民在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认知方面存在困境,以致大多数人只能有风险地信任或不信任法律。法律信任是基于有限的信息对法律的内在可靠性所作的潜在推断,某些认知成本比较低且与法律的内在可靠性有一定关联的信息,被挑选出来作为判断法律结构与过程整体可靠性的关键依据,并被符号化与象征化。法律信任还通过内在的情感特征来消除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心理负担,通过严格的“阙限”来控制信任风险的无限制扩大。法律信任的符号信息基础大致包括两方面:效力信息与实效信息。效力信息主要是道德信息,因为其来源广泛、认知成本比较低;实效信息主要是指法律制裁,而制裁作为负面信息具有比奖励更强烈的“表达性效果”。法律信任还需要通过制度化不信任来规避法律信任的符号敏感性,从而实现动态稳定的系统信任。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谣言、法律信任危机与认知逻辑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沟通,主要与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有关。由于现代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现有制度装置很难使人们透彻认知法律,人们只能信任或不信任法律,这使谣言也可能滋生于法律领域。谣言是公众认知法律的二手信息,这些二手信息以对他人信任的信任作为传播机制。在谣言当中,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受相对独立并带有偏向性的情感的左右,有着特殊的稳定性与敏感性。公众在谣言中还往往将对法律的认知与判断处理成经典的道德叙事。由于谣言背后不信任背景的总体性以及不信任情绪的逆反性,我们应当以不信任作为前提性预设,并放开对法律的不信任表达,从而通过对不信任的制度化排除实现常态化的信任。

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理论聚焦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遍布各国的政治信任危机推动国外政治信任研究兴起。政治信任研究的历史进程为:研究进路上,由学术边缘逐步成长为专门领域;研究范围上,由以美英等西方国家为蓝本扩展至世界各国;研究方法上,由实证研究为主发展为实证与规范研究并重的格局,特别是开展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国外政治信任研究聚焦于公民文化论、社会资本论、自由宪政论等密切相关的几个理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