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五期CGSS的实证研究

推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环节。为探究个体因素在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使用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并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探讨社会公平感、互联网媒介与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互联网媒介虽然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但在社会信任影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以及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青年群体不仅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主力军也是互联网网民的主力军,研究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影响作用;是否使用互联网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越频繁,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越少。总之,要充分挖掘互联网的优势,形成激发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意愿的力量,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独特机制

由于人类理性的相对有限性和各种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相对不完善性,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自有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总是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并且对于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特征、成因与制度化转向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狭隘性、极端性、分散性以及低效性等特征不仅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分析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传统成因、经济成因、制度成因与机制成因的基础上,探寻被征地农民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向制度化政治参与转向的路径。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独特机制

由于人类理性的相对有限性和各种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相对不完善性,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自有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总是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并对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存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衍生并扩大、政治参与不平衡、参与主体分散等问题。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通过以下途径来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设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独特机制

由于人类理性的相对有限性和各种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相对不完善性,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自有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总是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并且对于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SEM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充满了混杂的观点和证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可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使用内容偏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差异比技术效应更能解释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也证实了政治价值观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推动了公众从威权向民主的价值转型,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长,而信息性使用显示出积极的政治认同效应,即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推动了更满意、更信任的政府—民众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和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而消解或减少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显示出我国政府互联网治理的积极效果。

论列举实验在敏感问题调查中的应用——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为验证

敏感问题测量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难点,基于社会意愿偏差,人们对于敏感问题或者选择不应答,或者选择非真实应答。随着调查研究技术的进步,近年来,社会科学界为此掀起讨论热潮,列举实验是人们讨论的热门方法之一。列举实验的关键在于避免产生设计效应、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本文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调查数据分析为基础,验证显示列举实验可以降低无应答比例,提高真实应答比例,并降低社会意愿偏差。而将列举实验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示例分析表明,相比直接提问方式,列举实验对模型估计具有关键影响,它可以提供较为可靠、可信和恰当的分析结果。当然,列举实验仍然面临敏感问题测量的本质困难、实验效力、设计和分析难点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

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怨恨的现实逻辑和消解路径

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转型期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折射出社会秩序变革与社会冲突并存的悖论逻辑。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观之,这一社会现象可以借助怨恨这一情感概念进行诠释。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怨恨的现实逻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解析:农民工群体的"过渡性"身份构成了怨恨生成的主体逻辑;农民工群体的"复合型"政治心理构成了怨恨生成的价值逻辑;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构成了怨恨生成的作用逻辑。而要消解这一怨恨情绪,可以从怨恨的主体转化、怨恨的观念消解以及怨恨的"刚性"规制三个维度展开。

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

本文使用CGSS2006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虑到互联网使用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除了广泛控制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心理和政治参与经历等变量外,本文还以被访者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ICT)的内在偏好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联立性偏误问题。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以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互联网的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意味着拓展利益诉求渠道是消除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

社交媒体、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

城镇化中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大量出现,使农民阶层结构发生变化,利益格局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农业人口不同构成群体的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出现,要求有规范的、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但目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仍不健全,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时有发生。农业人口通过越级上访、暴力对抗、极端自虐等非制度化的形式来寻求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此,应采取积极措施,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完善、政治文化凝炼等多方面入手,减少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引导其有序的政治参与,进而为农业转移人口中准市民群体市民权的获得做好民主政治方面的准备,同时也积极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