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制度化规则

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 ,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 ,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 ;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 ,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制度化规则的建构

维系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的规则有内生性规则和制度化规则。内生性规则能促使理性农民形成互助合作的自发秩序,但随着农民经济合作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它的低层次规约功能凸显不足,惟有制度化规则才能满足农民更多、更久、更牢固的权益冀望。制度化规则建设需要有政策与法律规范支持,需要政府帮助、指导和协调,还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设定具体内容,如民主化、适度干预等。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