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

翻译作为社会生产实践的一种,兼具制度化属性和市场化属性,表现为制度化翻译和市场化翻译两种模式,两种模式下的译者分别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译者因政治文化身份不同表现出差异化的译者行为。本文通过对比端木蕻良两篇小说的沙博理译本与葛浩文译本,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两译者的行为,进一步探究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在语言求真与社会务实之间的行为偏重,找出译者行为背后的依托。

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下的茅盾“农村三部曲”英译研究

翻译家沙博理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制度化译者,参与政府机构发起的翻译活动,遵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沙博理对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英译,不仅呈现出对革命叙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忠实转换,同时,他将文化负载词多替代为译入语中语义相近的固有文化表述,彰显出适度灵活性的特征。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体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整体上趋向缓和,不仅符合传播国家经典革命文学话语的社会属性,而且使其语言性翻译行为更具变通性,兼顾考量译入语的文学规范。

制度化译者能动性探究

国家翻译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翻译,归根到底要依靠制度化译者来完成。作为伦理特殊的译者主体,制度化译者的受动性已得到关注,但其能动性仍有待探究。本研究提出关注制度化译者的能动性,认为制度化译者能动性分析应从主客关系、主体间关系、主体自身关系和翻译实践的时空关系等入手。基于以上4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制度化译者的能动性与原文本的制度化程度和译者以外的制度化翻译主体赋权大体具有线性相关关系,与译者本体的个性以及翻译时空流变性呈现非线性相关关系。这说明制度化译者能动性具有典型的动态复杂性,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不可一概而论,而应结合具体情况开展综合性分析。

制度化译者探究

制度化译者是指被纳入制度化翻译的译者,具有"译者-公务员"双重角色。本文考察国内外制度化翻译模式及实践,探讨制度化译者的内涵、伦理和主体性,以及译者行为的政治务实性求真表现。文章认为,制度化译者是翻译主体研究,尤其是译者行为研究的应有之义。

制度化机构译者的求真与务实策略研究

《治国理政》用典译者属于制度化机构译者,求真行为集中反映了其政治文化人身份,务实行为反映了文化传播者的社会人身份。《治国理政》用典英译在充分务实读者的情况下,多采用直译、译写、用典意图明晰化等策略,译文求真度高;增加用典出处、脚注等手段既照顾保留了原典的文化信息,又兼顾了读者群的多层次性,实现了分众化传播,产生了最大的务实效果,译者行为合理度高。

文化外译中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之关系研究——以沙博理和王际真英译《家》为例

本文拟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托,从译者身份的角度对比分析沙博理和王际真英译《家》的译者行为,阐明不同的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沙博理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和王际真的市场化译者身份在译本选择和译本表达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痕迹。在译本选择上,沙博理属于"任务指派型",表现为全选原文本的求真行为,而王际真偏向"自主选择型",侧重节选原文本的务实行为;在译本表达上,沙博理更多表现为政治务实下的求真行为,而王际真则倾向于以求真为本的市场务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