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制度发生学解释——以结构融资为中心展开

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观察,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出现是结构融资等制度要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属于进化理性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我国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培育和引导结构融资,而不是因噎废食地抑制、阻却甚至扼杀结构融资。公司法应当积极回应结构融资的制度诉求,进行规则的调适与变革,进而强化其时代适应性品格。

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对“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的思想成果做了简要回顾。在给定经济学制度演化分析的研究任务的基础上,对基于生物学类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以及经济学演化思维的理论成果做了扼要的比较评价。指出了制度发生学的核心问题在于:认知进化的人类动因是如何参与制度演化过程的。而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指出了制度演化分析所需要的一种可能转向。

道德演化的逻辑——基于制度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从制度发生学的视角来看,道德演化与其他制度演化一样,是个开放的系统,它的产生有两大动力因素:个体的自律性要求与社会的他律性要求。道德起源和演化具有一定范式和路径,面临一种被选择的竞争压力并受人的理性和认知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刍议地方立法中的重大利益调整及论证咨询机制构建——基于制度发生学的解释

本文基于制度发生学,对重大利益调整现象的产生以及怎样做出决策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得出重大利益调整过程中所需遵循的四项原则并依据该原则勾勒出论证咨询机制的原貌。并指出在重大利益的调整过程中,形成“人大主导、代表审议、专家论证、民众参与”的多维度立体式的论证咨询机制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实践路径。

亲权制度如何可能——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的考察

亲权制度是亲属法里面比较重要的制度,但目前我国的立法并没有对亲权制度给予相应的重视,而是利用监护制度予以笼统地概括,因此建立亲权制度就显得必要了。本文从制度发生学、国外的立法例及我国社会当前和将来对监护制度的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应该建立亲权制度并将其与监护制度并列的观点。

杜威来华与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制度之滥觞——基于胡适、杜威的日记与书信

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制度之开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从事讲学、研究、考察两年有余,数十所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机构参与组织,其学术活动时间之久、社会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恐无出其右者。以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以及有关亲历者书信作为主要研究史料,遵循论从史出,史料互证的历史考证范式,以个人叙述观照宏大叙事,研究发现杜威来华讲学形塑了一整套学术交流机制,即著名学者策划邀请、大学与社团牵头组织、官方和民间资金支持、地方团体参与安排、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出版成果的学术交流机制,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交流制度之滥觞。

监察制度改革与治理秩序转型 民初肃政厅的发生学考察

从制度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民初监察制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主客体互动的构造性过程。1906-1911年,作为传统中国监察制度典型载体的都察院,在与议会监察等西来新制的竞争中面临存废危机,成为清末官僚制度大崩溃的生动注脚。革命党人宋教仁则主张调和新旧,以惩戒裁判所保存都察院精义,并在其主导的民初宪章中明定平政院之制。惩于清末以来的治理/治吏困境,大总统袁世凯于1914年设立平政院执掌行政裁判,并于院内设立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独立监察模式得以在民初重现和重构。在短暂存续期内,肃政厅查办、平政院审理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牵涉央地政局和治理秩序甚巨。透过肃政厅的人力与事功,独立监察模式澄清吏治、弹压派系、助推集权的复合功能得以彰显。作为民初监察制度的典型载体,北洋政府肃政厅是治理转型期的过渡现象,是兼收并蓄古今中西治理资源的产物,尤其体现了主国是者整合秩序的治理意图,蕴含着承前启后的制度发生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