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问题与完善——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制度化探索、规范化和法制化三个阶段。制度供给重心从家校共育到家校社合作再到家校社政一体,具有从追求家庭教育的内部收益到追求外部收益和整体收益的动力特征,从学校资源开发到多方积极参与的过程特征,以及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由局部制度变迁带动整体制度变迁的方式特征。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面临配套制度供给不足、政策执行乏力和部分制度实效性不强的问题,根源在于权力分配机制不顺、利益调整机制不全以及忽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需要强化政府责任,鼓励制度协同创新,探索有效激励机制,提高政策宣传与执行力度。

走向一体化的城乡土地市场:制度变迁与动态效率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优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研究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改革的效率问题,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考察其内在逻辑及特征,通过构建土地经济的世代交叠基准模型,提出动态有效率的充分条件,并根据我国城乡土地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上述基准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调整,分别论证市场分割及一体化制度下各经济部门的动态效率,然后运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从市场分割到一体化改革的路径、渐进性及经济绩效予以阐释。本文认为市场分割的城乡土地经济均是动态无效率的,市场一体化的土地经济则是动态有效率的,促进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该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及路径依赖性特点。

多适应症药物医保支付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走向——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欧洲国家经验表明,实施多适应症药物支付(MIP)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支撑条件。由于政策创新空间受限,且资源基础薄弱,当前我国实施MIP的难度较大。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实施MIP的需求和条件基础也会不断变化,建议从公共价值创造、制度风险分担、实践效果追踪三个层面,推动我国多适应症药物支付制度变革。

制度变迁视域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创新研究

以治理创新为手段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大学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变迁理论对于阐释治理创新的实现机制和策略选择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通过降低理论阈值和分析维度使其更加适配于院系治理创新研究;其中,制度移植和制度创新是实现制度变迁的主要途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黏性不足与路径依赖是院系治理创新中可能出现制度失灵和制度陷阱的主要原因。促进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有机融合、建立健全高校院系领导制度及其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保障院系治理基本制度有序迭代的容错机制,构成了以制度变迁方式推进院系治理创新的行动框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现存短板与实践进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审思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前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探析其制度存量基础上,按照“目标—短板—实践进路”的逻辑思路审思当下新农保制度模式存量基础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差距,可知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物质保障能力低、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距大和制度建设水平不足的短板。本研究提出适度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合理调节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异、完善制度建设水平三条实践进路建议,以期实现农村养老物质保障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优化: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数据分析法,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相关理论,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梳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历程。结合现行制度下足球联赛绩效现状,对联赛制度变迁的应然环境进行剖析,继而从青木昌彦提出的制度的三种历时联动机制出发探讨联赛制度的优化路径。发现:库兹涅茨曲线可用以解释我国职业体育领域收入分配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未来职业足球联赛制度改革指明了可能的方向;职业足球俱乐部竞技实力有限,职业足球联赛可竞争性不足,而制度失衡是联赛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未来应从完善市场体系和促进联赛参与主体协同方面培育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优化路径包括: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利用制度联动效应引导联赛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创新制度互动模式,以制度联动机制再造和制度派生效应弥补非正式制度自发运行中的缺陷;形成更高层次制度互鉴,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孵化出我国特色职业联赛制度。

纪检监察制度变迁对反腐绩效的影响——基于党的十八大前后的比较分析

制度是反腐利剑,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检监察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反腐绩效?学界对此尚无定论。探索纪检监察制度变迁与反腐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具有现实意义。采用比较分析法,以党的十八大为分析节点,对比十八大前后纪检监察制度与反腐绩效的变化情况以明确关联对象,以腐败惩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纪检监察制度变迁的阶段性成果在腐败惩治的发现、调查、惩处阶段发挥了何种作用,进而如何影响腐败发现率、查处率、惩处力度,来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以我国沿海地区为例

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熵值法测算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运用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分析法将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可视化,最后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三大海洋经济圈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增速、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制度变迁时间上分为1997-2002年、2003-2015年、2016-2018年3个时间阶段;空间上,经济制度重心呈现向北偏移的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提升较快,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在空间分布上逐渐趋于均衡。(2)在1997-2018年间,我国海洋经济依次呈现出缓慢发展、迅速发展、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北部沿海省份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其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升级。(3)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影响海洋经济发展,且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增速的影响与其对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相比更为显著;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受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由大到小为: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档案治理制度的供给演进、变迁逻辑及实践指向

对档案治理制度变迁规律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张力能够较好满足档案治理制度变迁的阐释需求,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档案治理制度划分为一元管控阶段、多元管理阶段和协同治理阶段,并从变迁特征和变迁动力两个方面分析档案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寻档案治理制度完善的现实路径,即助推多元主体协作、凝聚制度变迁合力,突破“路径依赖”桎梏、探寻制度变迁契机,正确把握制度变迁方向、最终实现档案治理善治。

关键节点因果逻辑下的乡村制度变迁研究——基于四川凉山彝族高价彩礼治理案例

关键节点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传统制度如何突变的一种新解释。四川凉山彝族高价彩礼治理实践为理解乡村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在乡村秩序维持阶段,容许性条件和生成性条件的双缺位致使传统秩序继续保持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在乡村秩序改进阶段,乡村内部萌发生成性条件,但容许性条件的匮乏让传统秩序依然难以实现质变;在乡村秩序突破阶段,外部政策的要求满足变迁的容许性条件,内生力量的需要则满足变迁的生成性条件,二者结合使关键节点的因果逻辑得以有效发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党建引领是关键因素,群众内生力量是基础动因,而自我实施是维持变迁的保障。

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变迁的分析与研究

分析中国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形成原因,并对该制度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划分,将其分为孕育与萌芽、确立与初创、巩固与发展三个阶段,并从行政任务、主体利益、传统文化、技术革新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有益经验,得出省际医疗对口支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健康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是促进协同治理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为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均衡发展和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制度变迁逻辑——基于“主体互动-制度共演”框架的分析

工业用地配置是当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历经40余年的长期改革,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理解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内在逻辑。通过纳入多类行为主体和关联制度,论文构建了“主体互动-制度共演”的理论框架,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历程和逻辑展开制度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围绕工业用地配置制度充分互动,分别以制度供给、制度创新和制度需求的形式,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初步探索、发展调整和深化改革阶段主导了制度演变方向。土地产权、财政管理和政绩考核等关联制度安排也在工业用地配置制度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认为,未来工业用地配置会以市场主体向上传递制度需求的互动形式深化改革,故应建立制度需求的有效反馈机制,服务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重点优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和用途管制制度,加快培育土地二级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变迁与就业促进功能扩展

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失业保险则是为劳动者提供应对失业风险的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失业保险经历了从象征性制度安排向有效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在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中,失业保险功能的扩展成效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但这种功能扩展更多是应急之策,尚未真正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成熟制度安排。面向未来,需要推动失业保险功能再扩展,使其从消极的事后保险向全面促进就业转化,以持续推进这一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本文对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了全面解读,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条件、制度变迁的方式与过程、制度变迁的特征,并对该理论进行了点评。

制度互动:理解制度变迁的一个视角——以匈奴为案例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剖析制度中多因素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突出制度变迁中多重因果变量的综合作用。然而,特定历史背景下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往往受既存制度的制约,多制度的相互依存和协同运用必定会影响制度的发展。通过匈奴国家制度变迁的案例来探究制度互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可以看到匈奴国家制度是在邻国制度长期影响下形成并变迁的。从匈奴国家制度的变迁来看,新制度的形成是制度互相冲突和竞争所导致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当代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经历了治理乡村贫困、全面建成乡村小康社会、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演进历程。1949-1977年为革命性制度变迁,呈现突变式制度断裂的特点;1978年至今为渐进性制度变迁,呈现渐进式制度断裂的特点。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治理的深层结构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结构、集权管理模式的政治结构、社群本位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总体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方位下,应加快构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着力突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类型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路径依赖,实现新的制度均衡,为乡村振兴贡献职业教育力量。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模式研究(1978-2023)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历史分析范式,引入结构-代理二元性的本体论,并修正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概念,构建间断进化分析框架,考察1978-2023年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历程,认为广告产业制度呈现激进式与渐进式变革周期交替的变迁模式。从共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广告产业制度激进式变革以制度变迁路径的合法性逻辑(1978-1983)、市场性逻辑(1992-1995)、技术性逻辑(2010-2016)三个构建或转折的关键节点为标志。从历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关键节点触发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包括启动成本、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产生国家大规模逆转关键节点制度抉择的变革阻力,导致广告产业制度呈现稳定、连续、边际性特征的渐进式变革;并通过分层、替代、衰竭完成适应进化。国家应在上述模式规律中把握广告产业制度变迁路径的创造性、可塑性,促进广告产业制度适时转轨和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