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场域”视角的分析

中国农业生产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农民合作社也因此被高层视为是加快推进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然而,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经济组织,其发展必然会被来自政府的合作社制度供给、区域市场制度体系及村落社区传统观念三者交织而成的“制度场域”所建构。故而,制度场域的区域性结构特征,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度供给可操作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强弱,及其与区域市场制度体系的匹配性和对农民注重实际利益偏好的契合度,直接决定了某一特定区域中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形态及水平。从这一视角来考虑,如何将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基层农民合作社组织“自下而上”的制度需求有效衔接,同时包括促使正式制度安排与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乡村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有机耦合,都是现阶段推动农民合作社组织高质量发展时亟须面对和解决的“制度高墙”问题。

制度场转变中的感性选择

下岗不离厂是国有企业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这种变通形式是计划经济制度场和市场经济制度场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观点去分析和评价这种现象,而应看到它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感性选择。虽然这种感性选择不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有存在的真实根据。只有从日常生活出发,才能认识到感性选择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非理性的选择。

从制度场域到制度化:企业创新制度研究

制度行为是企业创新过程中自我治理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新常态下创新环境的变化,基于进化理论,构建由制度链形成的三层制度场域:(1)创新制度基因遗传层具有遗传特质,复制父辈制度基因内容;(2)创新制度基因适应层具有自我调节和适应特质,协调和互补制度基因适应创新环境变化;(3)创新制度基因进化层具有变异特质,替换、附加和变异出新的制度基因。结合华为公司从创新制度场域到制度化三十多年的经验展开分析,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家庭农场组织化经营主体生成的制度场域

从政府、制度和组织三个维度不仅可以解释我国农业发展的轨迹,还可以解释当前家庭农场组织化经营主体生成的内在逻辑。政府供给制度是基于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政府推进制度创新是基于保证政府实现增量收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催生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不只是推进政府收益最大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实现政府与社会收益的相互均衡,以保证制度生成并发挥应有的效能。

脱嵌互动:基层考核耗损治理效能现象研究——基于“制度—场域”交互框架

作为对基层政府组织及其工作的评价、监督和指导的一项制度安排,基层考核并非总是发挥“以考促治”的正向功能,在脱嵌互动中会耗损基层治理效能,具体表征为抑制或阻碍基层治理能力和效果的正常发挥。因此,以考核促进治理的研究解释受到现实的挑战,冲击了学界传统的考核正向功能认识观。基于“制度—场域”交互视角,结合J镇案例研究发现,基层考核耗损治理效能的成因归结为考核制度和治理场域二者间的脱嵌互动。具言之,在静态层面呈现为“制度层”的表层触发机制和“场域层”的深层驱动机制,在动态层面呈现为“制度—场域交互层”的交互过程转化机制,遵循“环境要素塑造—基础要素定型—中介要素传导—驱动要素生成”的链条理路。回归基层考核促进治理效能提升的价值旨归,需着力解决基层考核制度与治理场域二者动态匹配的张力问题,使基层考核在合理预期的轨道内运行。

正向行动塑造:村民自治制度的场域建构逻辑——基于G市A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自治行动者行动仍需更深入的理论解释。引入制度理论与场域理论,构建“制度场域”分析框架,基于G市A村的个案研究,对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内在机理及实践逻辑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关键在于能否建构起村民自治制度场域。村民自治制度场域的建构离不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组合供给。其中,专门行动者、监督机制和外部资源赋予等规制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权威性机制,议事内容的利益相关性、议事主体的代表性和议事流程的可操作性等规范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可行性机制,物理空间、脚本符号和角色认知等认知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合理性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行动者的行动塑造主要通过场域机制的作用发挥,表现为自治制度场域惯习和资本。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场域框架的分析

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困境,已有研究多从政府主导角度进行分析,这并不能真正解读相关困境。本研究以B市C区为个案,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服务目标、服务过程和服务能力等困境已经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权力、规则和信息等资源的扩散机制综合影响的结果,涉及到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三类代表主体。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场域中各代表主体协商共治加以优化。通过解决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存在的系统性困境,可以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理想功能,显著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发展,进而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提供路径选择。

民国时期贵州的场期制度及成因

民国时期,贵州集市的场期有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和混合制三种。当时贵州形成三种场期制度与民族结构、文化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及集市的空间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

鸠摩罗什与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确立

由特殊的地理因素、族群因素和历史因素所致,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一直处于某种近乎交流中心的地位,这也决定了该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处于相对被动、以接受为主的状态。秦汉时期,由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间的各种交往频繁,同时南方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区也相继归入北方政权的正式管辖,各地对于翻译机构或人员的称谓也逐渐统一在北方的概念内,“译”就逐渐成了语言翻译的固定名词。在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有关翻译的大量记载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早期翻译家们的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为确立中国古代译场制度、规范翻译行为奠定了基础。

论我国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人员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防止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 ,维护控辩平等以及实现司法公正都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论述了在我国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必要性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构想。

推行场务公开制度增加企业管理透明度——对河北省国有大曹庄农场的调查

农垦系统企业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增强企业工作的透明度，这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大曹庄农场党政工针对企业经济滑坡、干群关系紧张、职工队伍不稳定等状况，抓住职工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容易滋生腐败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组织引导职工参与企业的民主...

看守所场域中的民商事通信制度论

我国现行制度中未确定被羁押者及其权利义务相对一方的民商事通信制度。设立看守所场域中的民商事通信制度,符合宪法和民商事法律制度确定的权利保护内容,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双方的民商事权利。该制度设立的基本原则是帕累托占优原则、多种利益协调原则、可行原则。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包含时空状态下通信的发起至通信结束的全部内容。

规模化猪场封场制度对员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

为防控非洲猪瘟等烈性传染病,规模化养猪场纷纷采取严格封场等生物安全措施,限制员工的自由出入,此措施阻碍了员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具体表现为单调封闭的环境给员工的休息娱乐、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以及获取优质医疗服务带来不便,不利于劳动力自我再生产;交通以及外出不便对员工学习劳动技能以及自我提升造成障碍,不利于提高再生产的质量;教育资源的缺乏容易导致两地分居或留守儿童的情况,影响后代的培养,不利于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可见封场制度有利于疫病防控,但也因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容易造成员工流失,也存在违反劳动法有关规定和侵犯权利等风险,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运用。

地方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制度化困境--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逻辑引致了社会诸领域从一元政府逻辑框架下的分离,多重制度逻辑结构逐渐形成。地方本科院校嵌入多重制度逻辑环境中,办学行为处于多元化的制度场域,政府、市场、大学和文化等多重制度逻辑冲突造成了地方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制度化困境。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长期性决定了地方本科院校需要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对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实施有效管理,采取整合式的应对策略,将制度性约束与制度性战略资源辩证统一于办学实践的过程中,突出办学个性、彰显办学特色,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农民参保行为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释

通过梳理最近几年来关于农民参保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因研究范围差异和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为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解释对话平台,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制度场域。研究发现,在中国养老制度场域中,相关强制性法律条文对家庭养老制度进行了规制,社会互助通过共享伦理道德体系强化了家庭养老的观念,同时,通过向上的“捆绑条件”和向下的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伦理,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制度融合在一起。在制度互动的基础上,父母一方或双方年满60岁、主要在户籍所在地工作来获得收入、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数较少、所生活的社区互助频次低、对政府在将来承担更大养老责任持有高期望值、信任政府、地方政府对参保宣传力度大且能获得较多补贴的农民参保可能性最高。

界定·嵌入·建构——制度社会学视角下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解读

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作为特殊儿童群体的一种福利救助政策,已然并将继续发挥其制度性的功能和效用。本文从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制度场理论为分析基础,对这种救助政策中的规则界定,强制度、弱制度的嵌入性,以及制度中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形成的作用场,通过福利、意义和组织三个层面实现建构社会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提出一个解读和完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的新路径,并试图从广度和深度上引发更多学者对儿童福利制度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制度属性再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的重要内容,清晰认识其制度属性有利于明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进方向和路径。从制度场域来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坚实制度基础;从制度立场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明立场;从制度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辩证统一的整体,是法治诸要素、各环节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制度功能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骨干工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托。

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它被排除在"法治国"的基本精神之外而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此后,该制度场域受到国家逻辑、法院逻辑、社会逻辑、大学逻辑以及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互动的深刻影响而不断演进。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整体上还属于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需要通过国家监督(包括立法规制、政府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社会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公立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并最终促使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校权力本位"走向"学生权利本位",从"制度文本"走向"权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