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的经验与策略

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以提高民营中小企业债务人的信用评级,是改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形式主要分为信息增信和补偿增信,其中信息增信方式包括平台系统增信、数据共享增信、征信和信用评级工具增信、金融科技增信等,补偿增信方式包括提供合格抵押质押品、担保、保险、采用信用衍生工具、创新结构化金融产品等。本文介绍了我国近年来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建设方面的进展,并在总结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增信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的主要路径。

遗产型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测度及制度增权路径——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安徽西递村民感知研究

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语境下,遗产型村落的旅游空间不正义问题亟待正视与破解。文章基于多个遗产型乡村参与旅游景区发展的实践,在对安徽西递实地观察、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从当地村民的感知视角,构建了遗产型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测度模型,并对安徽西递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参与正义3个维度及其14个观测指标进行表征,研究为遗产型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评估提供了一个初步测量工具,丰富了旅游空间正义性研究的实证内容;西递村民的旅游空间正义性感知评价结果属于不正义范畴,而旅游吸引(物)的资源权益是其核心议题;启用旅游地役权或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是提升村民感知水平的可行制度安排。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增税”制度改革: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增税”制度远不如“减税”制度受欢迎,但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增税”亦有其独特的制度禀赋。为保障“增税”制度的良性运行,需要系统分析。立足于经济与社会维度,“增税”通过行为规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反映了对发展绩效的追求。立足于法治维度,“增税”应遵循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引入广泛的民主参与并采取渐进性立法模式,确保“增税”制度的权威性。立足于政治维度,“增税”存在政治运行悖论、政治格局悖论与代表制悖论三重悖论有待澄清。立足于文化维度,我国长期存在支持“增税”的相关思想,但由于近年来政府“增税”行为失当,“增税”丧失了制度信任的文化氛围,需创新兼容“增税”的税收文化。通过系统工程阐释“增税”的含义,重申“增税”的价值以充分发挥税收对发展的促进作用,构建“发展导向型税制”。

制度增权：广东开平碉楼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社区参与思考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应是整体性的文化保护,社区参与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运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在阐述开平碉楼传统村落社区参与文化景观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从制度增权的视角建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以促进村落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制度增权二元分野比较研究

出于对社区之于旅游的正外部性以及旅游之于社区的负外部性及其内化问题的关注,催生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念与实践。鉴于中国社区参与失败的核心症结——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利失败,学界围绕社区制度增权机制的构建,已大体形成了立法增权(即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与依法增权(即启用地役权)二元分野态势。基于定性研究方法并辅之以多元三角校正,就其制度增权的学理逻辑、实现路径、适用范围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闲置中的地役权与创设中的吸引物权,同属物权范畴,各有其制度价值和应用空间,且制度效力可并行不悖,而地役权制度的统摄力更强,更易落地,二者可构成制度增权时间维度上的现在时和未来时。

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

西方研究者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心理、教育和社会增权,而中国现阶段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的缺权才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西方国家清晰的产权制度使得其旅游增权理论欠缺了对制度性缺权状态的研究。本文在对制度和增权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分别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为进一步开展旅游社区增权的实践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民族教育中的制度增能与文化增能:基于对藏族大学生学业成功的考察

本文基于质性研究资料,探讨了制度与文化增能影响下,藏族学生突破经济、文化及体制身份等多重弱势阻碍,成为重点大学优等生的成功实践。制度增能背景下,通过开拓多元教育路径、提供教育经济支持以及适当降低入学门槛等,为少数民族争取教育机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获取了他们对制度的信任。文化增能策略中,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被充分运用,成为学业成功藏族大学生的文化跨界资本。

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机制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聚集地,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兴起,该地区的旅游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当地社区居民的去权问题却日益凸显,亟需建立完善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机制,促进该地区旅游业的内生性发展。本文分析了武陵山片区社区居民制度增权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论述了社区居民在经济增权、政治增权、社会增权、文化增强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当地社区居民制度增权机制构建路径。

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的对策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重要的旅游区,片区内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在长期的开发经营过程中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一直以来当地旅游景区以内以及周边的社区居民却没有能充分享受到旅游业大发展带来的受益,这既有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层面的原因,也有居民自身综合素质不高的因素。本文从简述当前武陵山片区的社区居民增权中存在的问题切入,进一步分析了当地社区居民去权的具体原因,并提出了促进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的对策。

旅游开发影响下乡村社区制度增权的法律思维——地役权视角下的雨崩社区个案研究

制度增权从乡村社区旅游增权理想变为现实或许并不遥远。运用典型个案、实地调研以及地役权制度嵌入性分析等方法,全面揭示了雨崩社区旅游增权现状及其制度增权的法律逻辑。研究结果表明:(1)雨崩社区旅游吸引资源及其住宿分配的"代税制"与马队经营的"轮换制",均已纳入集体增权之制度性增权轨道,但都不具备物权意义上的制度增权效力;(2)雨崩社区旅游多元制度性增权实践,既与社区旅游观赏、通行供役不动产补偿制度增权相契合,又与社区旅游"住改商"不动产役权的购买/补偿制度增权相回应,而其住宿分配的"代税制"创新实践,又实证了旅游"住改商"收益再分配之可行性,也是对乡村旅游地役权二元层级概念模型的有力实证;(3)建议在雨崩景区—社区进行旅游地役权制度增权试点。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制度增权的比较研究——以梁家河村和康坪村为例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制度增权的比较研究,是探寻制度增权在旅游精准扶贫中的价值与推进制度增权研究进程的需要,对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及攻关脱贫工作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旅游精准扶贫理论、制度增权理论为基础,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重点村梁家河村与康坪村进行双案例研究,旨在明确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效果与制度增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梁家河村旅游精准扶贫效果明显高于康坪村,二者的巨大差异源自制度增权的强弱程度;梁家河村制度增权效果虽然明显,但具有自发性、间接性和区域性的缺陷,原因在于并没有将这些有利于当地村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经验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研究指出如何实现正式的旅游制度增权是国家及政府相关部门做好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

“营改增”制度对企业税收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阐述了"营改增"制度的内容及意义,进而分析了"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带来的影响,最后就企业如何适应新的税制、满足税负需求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进一步完善企业税务筹划,规避税务风险。

减级增距制度

减级增距制度被认为是解决传统职业阶梯所造成的关于例行升职制度和工资累积制度等弊病的灵丹妙药。该制度对传统的按职务判别进行工资支付的方式进行了压缩精炼，形成了更加灵活和更少等级差异的奖励体制。

走向增权的妇女发展——西方妇女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基于对西方妇女发展理论和妇女增权有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认为妇女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将对妇女发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剖析了西方妇女增权研究的局限性,指出妇女增权是发展和实现其个人权利的基础,还需要关注制度增权以及增权中的社会文化差异。

我国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及模式构建研究——基于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评述

西方社区参与模式由于其狭隘的"参与观"以及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等理论缺陷,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运用上都陷入了困境。在我国西部民族旅游社区,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居民民主意识的缺乏、参与能力低下、参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导致了社区参与目的单一性、参与意愿的被动性、参与方式的无效性、利益分配的弱势性等问题,而使社区增权理论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通过对西方社区增权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增权理论的概念及内涵、增权的层次、内容及路径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并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模式:我国社区旅游增权在内涵上应包括"权利、权力、权能以及权益"四位一体增权理念;在增权层次上包括"个人层面的权能增权"、"组织层面的权力增权"以及"社区层面的权利增权";在增权路径上通过"制度增权"来解决"权利失败"的问题、"信息增权"来回答"怎样参与"的问题以及"教育增权"解决"参与能力"的问题。籍此形成,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包括个人增权、组织增权、社区增权三个层级;包括政治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及经济增权四维内容体系以及包括制度增权、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三条路径的较为完善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及模式。进一步研究指出,我国社区旅游增权中的"权"的内涵中"权利"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根本保障,"权力"及"权能"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技术手段,"权益"的增加是实现"社区旅游参与"的根本目标;在增权内容上其中政治增权是需要从法的高度增加社区居民参与的法理规定;在增权对象上集体增权优先于个人增权,因此必须首先进行社区权利增权,组织权力增权才会获得依据,个人权能及权益增加才会最终实现的"自上而下"(Top-down)受权体系;增权路径上必须通过宏观制度增权来实现政治增权,信息增权及教育增权才能最终得到有效实现,其中制度增权上需通过完善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土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之变革以及完善物权法,构建旅游吸引物权等手段来实现。

“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应对对策探讨

文章先从"营改增"制度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下手,深入分析实行"营改增"的重要意义。进而通过几个方面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应对方式进行探索。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财务分析与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不断发展,营业税对建筑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建筑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营改增"税务政策的改革,有效地减轻了我国税收负担,避免企业重复纳税。同时利用"营改增"政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形势下对“营改增”改革成本的探讨

营改增主要是针对我国税制而言,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全新的税制代替传统的税制,而其中税制变迁供给所依据的是其成本的变化,成本主要包含了税制设计、实施、摩擦成本及随机成本。本文主要针对营改增改革成本控制内容,就如何解决和注重营改增制度设计,营改增改革进度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如何强化税收征管能力,创建优质的税收征管条件,并在新形势下促进营改增全面开展等内容进行了论述。

实施“营改增”后对建筑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随着当前我国实施"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之后,我国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实施"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使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将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国际相接轨,能够符合国际的发展要求。然而对于建筑业来说,实施"营改增"的税收制度对建筑行业的财务管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建筑业财务管理在面对这些影响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何种有效对策呢?

新时代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制度与民族文化的增能效应——基于“甘肃省省列藏区专项计划”的考察

甘肃省自2016年起在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增设“省列藏区专项计划”,这是“十三五”期间甘肃省政府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工作精神的重要举措。文章以“甘肃省省列藏区专项计划”的演变特点为切入点,通过结构和文化的视角梳理藏族学生教育获得的归因理论,并结合近年来该计划所录取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效分析民族教育政策与民族文化为他们的教育带来的制度增能和文化增能效应。由此提示,必须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省列藏区专项计划”教育政策的长期性和民族性,必须坚持和遵循民族高等教育的战略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