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及其制度安排

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应用于生产,能够大幅度地节约劳动时间和增加财富,降低个别价值和形成超额剩余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创新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理论观念,构建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保障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内在要求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部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产价值和增殖资本,吸纳物质生产部门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保障社会必要劳动(社会劳动)和社会价值不减或者增加。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美国个人退休账户多元制度安排及参与群体特征

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制度的功能定位与我国个人养老金相似,其近50年的运行经验可为我国优化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参考。个人退休账户以税收优惠撬动个人参保积极性,以多元制度安排扩展制度覆盖范围,通过强化缴费、转续和领取的灵活性及便利性实现“可替代”功能与“附加”功能叠加。文章利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数据,分析个人退休账户参与群体特征及不同特征群体在个人退休账户积累及模式选择上存在的偏好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养老储蓄需求(无雇主发起养老金计划)、养老储蓄能力(收入水平)正向影响个人退休账户参与及资金积累水平;多元税收优惠模式兼顾不同群体需求,税收优惠程度是账户模式选择的重要诱因;制度灵活性及便利性是高收入群体及多雇主就业群体的重要关切因素,而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会阻碍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参考美国运行经验教训,可从设置多元税收优惠模式、贯通二三支柱、动态调整税优缴费上限、待遇提取纳入综合所得计税、引入应急提取条款及强化投资者教育等方面考虑优化个人养老金制度。

企业的量子态与人本企业制度安排

企业及其员工具有类量子特性。面对量子态企业,管理需要量子化革命。人本化的企业制度安排是实现量子管理的有效途径,可从产权与治理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实现企业管理量子化。二元产权制度、“八爪鱼式”组织架构模式和自驱动的管理制度体系是人本制度安排的思想内核。人本制度安排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提升人创造价值的主动性,充分释放人的内在潜能,最终实现共有经济价值最大化和成就人、发展人的价值管理目标。

中国式消费现代化背景下流通服务业文化功能重塑的改革思路与制度安排

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协调发展是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流通服务业作为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协调发展的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主要抓手,既要持续发挥其经济功能,也要注重发挥其文化功能。当前,流通服务业文化功能重塑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这既有流通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中国式消费现代化总体要求不适配的共性因素,也有用好用活“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能力亟待提升的特性原因。为此,本文在明确流通服务业文化功能的科学内涵与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将流通服务业文化功能重塑融入国家相关重大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加快推进中国式消费现代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内容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制度保障。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激励和约束,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成本。本文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求,从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搭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框架。依循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安排的框架设计,一体化推进正式制度创新、非正式制度创新和制度实施机制创新,加强激励性制度创新、推动约束性制度创新和实施降低成本类制度创新的三维协同,统筹协调跟进类制度创新与超前布局类制度创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激励结构,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的实施和既定发展目标的实现。

英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制度安排及其动力机制——以雷丁大学CAER为例

当代科学研究与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综合化趋势使跨学科研究焕发生机,而有效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则有赖于形成稳定的制度路径。基于权变理论的互补观点,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英国雷丁大学农业-环境研究中心(CAER)跨学科制度安排的解析,将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制度安排及其动力机制模型化。发现跨学科研究中,配置5种关键组织要素的制度安排通过形成互补结构,使要素产生指向创新产出目标的协同效应;环境因素对组织产出的正反馈促使大学基于递增的制度回报形成自我强化动力机制,巩固既有制度安排。国家应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制度安排、要素配置与环境驱动因素进行系统调整,来构建有效的跨学科研究制度路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探析——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情审时度势,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求完善分配制度这一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有政治基础、价值基础和经济制度基础,还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这一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丰富社会财富与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关系、科学认识“三次分配”的性质和功能、准确把握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几个目标,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基础上,从价值目标、整体设计与分步推进三个层面,推进分配制度这一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完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安排与施策重点

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规范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具体举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具有三重价值导向,即还权市场的价值导向、引导资本的价值导向、建设有为政府的价值导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度安排包括:“非禁即入”的制度安排,“一单尽列”的制度安排,“一年一修”的制度安排,“全国一张单”的制度安排。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五年来成效显著:民营经济准入机制更加公平,准入范围更加清晰,准入效能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已成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施策重点包括营造更加公平良好的营商环境,切实把“自己人”理念落到实处;廓清民营经济的投资经营领域,持续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有效发挥“红绿灯”作用,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帮助民营经济“走出去”。

国家公园制度安排对林农参与集体林地役权改革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省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集体林地役权改革的调研,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公园制度安排对林农参与集体林地役权改革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愿意参与集体林地役权改革的林农占49.61%;国家公园制度安排显著提高了林农参与意愿;可以从事无限制的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优先从事森林生态旅游等项目、可以免费游览国家公园等制度安排对林农参与集体林地役权改革意愿有显著激励作用,这一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村庄交通条件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不同地区和年龄层次对林农的政策参与激励程度存在差异;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户主受教育水平对林农参与地役权改革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从国家公园管理相关部门、村级组织、林农三方视角提出了完善国家公园集体林地役权改革的对策建议。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非正规就业:基于制度安排、家庭策略与工作意义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整合制度安排、家庭策略和工作意义的分析框架,以系统分析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商品化和地方政府的非正规实践塑造非正规就业的性质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构成劳动者及其家庭实施家庭策略的制度基础;家庭策略对个体的劳动力配置提出客观要求和角色定位,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就业行为;对于非正规就业者,家庭伦理为他们的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提供了工作意义和精神动力。基于这三个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分析视角,可以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家庭形态和文化传统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从而提供一种把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全局性研究视野。

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价值引领、规则输出和制度安排

当前,全球经贸治理正进入新旧体系更替的重要历史时期。为积极参与新时期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国应解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成要素,分别从价值引领、规则输出和制度安排三个方面着手推进。在价值观引领方面,中国应以包容性发展为根本理念,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公正贸易的协同发展,在经贸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普惠共赢。在国际规则的输出方面,中国应坚持守正创新,以发展的眼光和灵活的立场去争取核心价值观下的规则博弈空间。于守正而言,规则输出应以推动发展为核心,反映国际经贸活动的新样态,遵循经济活动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同时维护其稳定性,把握自由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于创新而言,规则输出应以实现包容性为宗旨,关注规则输出过程的公平公正,统筹经济目标与其他重要社会价值的协调发展。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应吸取过往不重视这一要素的历史经验,破立并举,在变革现有主要制度安排权力分配机制的同时,重点在区域层面创设并维护新的制度和平台,探索新机制内部建设的实心化,以变革和创新两条路径同时推动规则制定平台的建构。

探究家族企业的经理人选择、制度安排与企业绩效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的占比较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近些年,家族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家族企业经理人选择、制度安排与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结合实际管理情况能够发现,受到主观及客观因素的影响,其经理人选择、制度建设和企业绩效管理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导致企业发展中遇到较大的风险,严重影响企业后续的发展和进步。对此,在实际的企业发展中,相关人员需要对管理层面进行分析,助推家族企业更好地发展进步。

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形态的最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深化和提升,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真实的参与实践,更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保障。经过不断摸索,我国形成了以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为主要环节的民主实践程序和机制,它是过程与成果、程序与实质、直接与间接等民主内容的有机统一。为使我国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得到实现,应在逐步完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以完整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来进行保障。

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现实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成文村级组织制度安排差距的原因，表面上只是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不完善，实质上则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村级组织被赋予了矛盾的功能要求。造成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与理想制度要求差距的原因，并非成文制度设计者不聪明。

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第三只手”——多中心制度安排理论的启示

多中心制度安排的理论,主张建立超越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超越集权和分权两种单中心制度安排之外的多权力中心的治理网络,这为高度集权制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但对其浓厚的联邦主义色彩和特定的宪政前提,我们必须有所分析,在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资源前提下,加以借鉴。

资源有效利用的制度安排——兼论资源利用中的政府行为

资源利用的获利机会是人们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制度安排的动因。诱致性的行为选择方式需要强制性制度安排对他进行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建所有权的排他性,以消除资源利用中的外在性。通过建立将资源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安排,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试析我国制度安排的后发劣势

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本文对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制度安排存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进行了简单阐述,承认制度安排具有后发优势,更要关注制度安排的后发劣势。重点论述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制度安排后发劣势的表现,必须采取措施弱化,克服制度安排的后发劣势。

创新制度安排 化解农地流转纠纷

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农地流转纠纷也随之增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农地流转纠纷之所发生,其原因在于:流转产权界定不完全、流转契约不完全性、口头契约的弱约束力和不守信用。促进农地顺利流转,应在培育人们的产权观念、完善农地流转契约和培育人们的守信精神上下功夫。

食品安全“监管困局”、信号扭曲与制度安排

在既有研究提出的食品安全"监管困局"现象基础上,通过仿真建模及分析进一步解剖该困局的动态形成过程,构建食品市场中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构成的两期博弈模型,剖析食品安全"监管困局"的内在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加大监管力度形成的违规揭露信息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支付预期,当违规揭露水平超过消费者心理承受时会降低消费者的支付水平,进而影响食品行业平均收益,导致生产经营者的超额违规收益迅速增大,反过来又增强了生产经营者的违规动机,是为食品安全"监管困局"的动态形成过程;2)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在于监管者与企业、监管者与消费者两种信息结构使监管力度的信号被扭曲所致,即政府监管力度对消费者形成信号扭曲,消费者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实现质量信号分离,从而降低支付水平而影响行业平均收益.本文由此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