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实体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着立法的滞后与不配套,拆迁行为法律定性混淆,公权力不当干预拆迁过程等缺陷。拆迁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目的,本文从立法、安置补偿、行政裁决和公共意见的表达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背景及意义

针对美国商务部所属产业安全局(BIS)已将包括华为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纳入所谓“实体清单”,从而使这些企业失去在美国的贸易机会,并遭到全球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中国商务部于2019年5月31日宣布将建立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对其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背景、意义及与美国“实体清单”的差别进行探讨。

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制度的立法不足与修订完善

在我国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已列入议事日程之际,仔细检视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制度,在文字表述、审查思路、制度规则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缺憾。为此,应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完善,要为执法机构的实质干预规定严谨的审查标准,合理调整"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审查因素的考量时机,增加竞争效果评估中对效率因素考量的规定,同时也要增加对数字经济影响应对的规定。

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基本实体制度研究综述

本文对学界关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实体制度: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控制企业合并制度和禁止行政性垄断四个方面的研究作了简单的整理和总结。

国外经济资料英译汉技巧问题浅谈——以国际税收实体课税制度英译汉为例

国外经济资料英译汉工作已经成为许多经济研究工作者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国外经济资料英译汉中却存在着许多不容乐观的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例分析的角度就国外经济资料英译汉技巧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作抛砖引玉之想。

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之实体制度的构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初步确立,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这一活跃因素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仍仅仅把企业法人作为唯一适用主体,仅允许企业破产的法律制度已无法与我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我国至今还未提出一套系统保护自然人破产的措施,也未构建个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的配套措施。由此看来,在中国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应当提上日程。

长三角示范区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与实体性制度协同立法

在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所涉立法和实务部门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和探讨了示范区饮用水水源的立法现状与水质状况、水质安全问题的主要成因、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利条件,并就协同立法的形式选择和核心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研究发现,水质安全与相关实体性制度的构建是示范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及其协同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水域功能定位、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源保护区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冲突需要实体性制度协同立法予以协调。建议江浙沪三地采取协商分散地方立法形式,建立水质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水源保护区的弹性管理等实体性制度应当是协同立法的核心内容。

制度多样性及其动态关联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类社会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高度相关,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可以对多样性作出合理的解释。选择资源配置、制度实体、制度主体、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五个维度,研究制度多样性的现实表现,解析制度多样性的静态结构,追踪制度多样性的动态特征,揭示制度多样性和体制的开放性、文化的包容性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一个日趋复杂,充满多样性的、动态的现实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社会层面上,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不能选择"而"只能面对"的问题。

论行政调查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查是行政决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违法或不当行政调查对公民权利极具侵害性。目前,我国尚无行政程序法法典或行政调查法对行政调查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其予以系统规制。从保障公民权利、构建法治政府的需要起见,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经验,依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构建行政调查制度,规范行政调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党内民主视角下的党内程序民主制度建设

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内实体民主制度和党内程序民主制度的统一,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必须着力加强党内程序民主制度建设。因为,建立和健全党内程序民主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更为根本的前提;严格遵守和执行党内程序民主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更为根本的要求;科学构建和设计党内程序民主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更为根本的路径选择。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研究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传统金融与监管的革新,一种新型监管方式即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应运而生。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践中,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突破了原有监管规则的掣肘,成为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我国应通过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国务院决定及部门规章等,设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许可,并对豁免的申请、受理、审核、复议、监督等程序性规定及豁免标准、权益保护要求、应急预案、范围、形式等实体性规定进行具体规制,从而构建完备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

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

自然人破产是破产制度的起源和基础,其他主体的破产制度是在自然人破产制度基础上发展来的。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看,随着自然人介入市场程度的增加,出现了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自然人由于经营上的原因或消费上的原因导致到期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也随之大量增多,如何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公平实现,同时适当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单靠民事诉讼程序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赋予自然人以破产能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成为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的必然选择。

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之制度构建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具有公益和私益二元性,决定了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双重性。相比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反垄断主管机关执行,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具有易发现违法行为、成本低、主动性强、监督公执行以及弥补公共资源不足等优势,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包括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基于对国外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立法与实践的分析和借鉴,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实体制度应从主体资格、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排除侵害等方面进行构建。程序制度方面,基于本身违法行为的价格固定、横向市场划分、联合抵制、转售价格维持、搭售协议等垄断行为宜适用直接执行模式;基于合理分析规则的合并、纵向地域限制和联营等垄断行为宜适用审决前置模式。

充分发挥合作创新采购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上)

2024年6月1日,《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明确界定了合作创新采购及其适用范围,确立了合作创新采购的核心原则,从采购需求、订购与首购、研发合同等环节系统规范了采购程序,将采购方式制度创新法治化,为以需求引导拉动科技创新提供新的法律工具。以程序规范为核心结构的合作创新采购要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强大杠杆撬动作用,以资源配置方式创新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尚需在实体制度上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并完善细化相应规则。

刑期折抵的理论定位

在现代刑法中,刑期折抵不只是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一种现代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相对于所处法律关系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理论定位。其中,从羁押折抵刑期的本质来看,其立法设置旨在救济未决羁押之正当性瑕疵,是刑事实体救济制度;从罪刑关系运行所处时间阶段来看,其司法适用需要审判裁量,是刑罚裁量制度;从适用的法律后果来看,其司法适用导致刑罚执行权的部分甚至全部消灭,是刑罚消灭制度。

论环境侵权社会责任的应然状态

环境侵害经由对个体的损害而必然扩展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已经不是个体依据权利处分原则可以决定是否请求救济的问题,而是要求任何社会个体必须为整体利益自觉进行维权的社会责任。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界定了环境侵权社会责任的含义,评价了环境侵权社会责任的功能优势,构想了环境侵权社会责任的实体制度,提出了环境侵权社会责任的诉讼保障机制,进而得出环境侵权社会责任在应对环境危机中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的结论。

两种刑事容隐制度的辨与思——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考察

刑事容隐制度在程序法中体现为亲属免证权,在实体法中体现为亲属相隐减免处罚制度。两种容隐制度在行为方式、法律属性和制度目标上均有明显差异。通常,大陆法系既承认亲属免证权,又承认实体性容隐制度,而英美法系则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亲属免证权。认识到二者的重大差异,是构建理性、平衡的刑事容隐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生态红线地方立法完善路径

生态红线地方立法围绕立法目的展开,生态红线制度产生和发展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其立法目的可以归结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原创的国土空间管控制度,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制度设置旨在实现国土空间管控和优化国土空间。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制度目标是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平衡。生态红线的立法和发展轨迹能够恰当地论证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重要性,生态红线中央立法为地方立法提供制度框架和立法空间。明确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目的、制度特性、制度目的和立法轨迹,以此为基础完善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路径是:在实体层面完善生态红线地方立法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以及生态红线配套立法;在程序层面,完善生态红线划定和管理法律程序以及公众参与程序。完善生态红线地方立法的目标是生态红线更好地实施和"落地"。

实在论的拓展

传统的形而上学实在论把自然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本体论上提出了独立性论题,认识论上则引申出"无知原理"和"错误原理"。对非独立性实体的考察可以表明,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论题和认识论原理都是不适用的。因此,如果要建立一种实在论来说明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只能接受一种弱意义上的实在论。

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争议发展与改革策略

以征税还是收费方式筹集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的争议延续了近四十年,其实质是关于社会保险实体制度和征管体制两个取向的不同认识。以费改税推进社会保险实体制度改革,具有提高统筹层次、平衡地区收支压力、畅通区际接续、扩大覆盖面等意义,但也面临着自愿参保和强制参保、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碎片化和统一性等冲突,属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长期目标。以费改税推进社会保险征管体制改革,能够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征管经验优势、保障社会保险足额征收、降低名义费率、解决双重管理问题、实现社保费与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有机结合,但也面临着征收职能法律划分、法际冲突、规范性与降负要求相矛盾等障碍,属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中期目标。短期而言,社会保险费征管可以参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