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困嫡长继承制度的窘境及突破

制度有盛衰,陷困境亦不罕见。以中国古代嫡长传承制度言,自创设到运行,历陷困境。千年行制,宁修补不更易。其显示的是以古为圣,以古为鉴,以古为证的制度行为特色。这种以传统为资源的创制、行制、改制,虽有借鉴、获取资源之便,但也时陷制度于困。清雍正突破传统面向现实,废旧制创新制,一招解困,其行为为走出制度之困提供了有益启示。

语言、实在与规则——简论塞尔的社会哲学

通过对塞尔社会哲学基本思想的概述,阐明了:1.塞尔的社会哲学在本质上没有脱离语言哲学的范畴,他对社会实在的说明受益于其早期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实在论,并以这两者为基础。2.塞尔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的基础,具有明显的语言本体论倾向,但其蕴含着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塞尔没有提供一种恰当的实践理论。3.受塞尔启发,作者认为规则相对于语言具有更基础的地位,因为规则根植于实践;进而在塞尔的基础上把制度事实重新定义为以规则为中心的道义结构。

规范性文件的概念界定——以构成条件及识别标准为中心

规范性文件是制定法的初始组成单位,也是公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但现有朴素观点并未厘清该概念。根据行权行为模式和言语行为要件可确定,规范性文件及其构成条件来源于立规行为。立规行为三段论及其充要条件决定,规范性文件的充要构成条件是普遍规范性文本与充足法律效力。其中,普遍规范性文本是指含有一个以上普遍规范性语义的文本,这种语义是指相对人在给定条件下该当做某事的意义,并且"相对人"、"给定条件"和"某事"均是开放词句表示的普遍对象;充足法律效力是指,某文本的立规行为满足四类高阶规范(权能授予规范、表意规范、内容限制规范与程序规范)设定的条件,从而得到集体承认所构成的,该文本在法律上不容否认的存在力度。规范性文件就是具有充足法律效力的普遍规范性文本。根据前列要件,可以识别规范性文件与非规范性文件、典型的与跨界的规范性文件、正常的与异常的规范性文件等。

价值文化变迁与深圳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与城市特有的价值文化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在深圳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价值文化的变迁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在深圳的三次城市总规划中表现出从速度到质量、从物质性一元到文化多元的价值更替,这建构起了不同时期深圳城市制度实在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共时分析中,深圳多元价值体系有着一些独特的结构,这种特殊性也在当下深圳城市建设的事实性层面带来了相应的难题。

“两山”理论的制度性实在建构

基于塞尔学说,建构"两山"制度的关键是通过言语行为能力建构制度性事实体系来重视原始事实,然后又用原始事实的存在保障了制度性事实的建构与发展。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能够克服塞尔制度性实在理论框架的断裂、静态化和极简化的缺陷,使得"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一种关系整体,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自身本质的一部分。

货币的人学本质

货币起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到现代社会,它渗透到整个人类社会细微之处,就像一个变化着的纵横交错的网络,触及人类社会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和每个现实的人。货币作为现行社会需求和对象之间的最认同、最灵敏和最有效的连接者,对人和社会发展产生着双向的影响。从人本学意义上,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凝聚着人们集体意向性和意见约同性,用于通约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的基础的具有科学理性且产生双向效应的一种制度实在。

哲学视野下的体制创新

制度创新是社会重构的关键。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复制制度性实在并实现自我更新。制度复制制度性实在,须通过生产的发展与文明和文化的成长来实现,不断吸收包括"虚拟价值"的生产成果在内的体制和制度创新,才有合理的制度和文明的社会现实。体制创新的当务之急是身份客观化和动态的公平原则的介入。

语言和社会本体论

通过对言语行为的探讨,有可能解释人类实在和非人类的物理实在之间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在分析社会的制度性实在时,我们需要四个概念,即集体意向性、功能的施加、身份功能和建构性规则。使用建构性规则创造身份功能的模式非常类似于第五类言语行为,即宣告。正是这种宣告式的言语行为生成并维持身份功能,继而建立起人类所有的制度性实在。此外,身份功能产生"道义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使人类社会统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