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圣王治理传统:政教合一、官师一体——董仲舒对古代中国“弥漫性宗教”建构之贡献

传统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天道信仰为核心,天子通过对全民“涵泳其德”与“鼓舞其化”而把天道信仰打造成一种具有强渗透性的“国家宗教”。汉武帝把意识形态归于一统,但至章帝钦定《白虎通义》,纲常名教、礼制规范才真正一统天下,奠定了中华帝国政教合一、君师一体、圣王一统的治理范型。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儒家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董子要求郡守、县令皆成为“民之师帅”,以官为师,以君为圣,这种官师一体的设计为此后中国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图景,但也悄然有效地把道统糅合进了政统。

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习得性特点——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

杨庆堃先生提出的“弥漫性宗教”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有着极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以杨先生的理论为基础,可以看出中国的“弥漫性宗教”有着习得性特点,同时习得性对于中国宗教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康龙舟竞渡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亦是一项宗教活动,具有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一般特点,也较明显地展现了中国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七人谈: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需要制度性保障

李向平：《宗教社会学》第一辑已出版，“宗教社会学2013北京论坛”又及时召开，并汇聚了宗教社会学界有影响力的大部分研究人员，这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搭建的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平台很有向心力，希望坚持举办下去。

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从韦伯与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谈起

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论述,实际上只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序篇,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凸显基督教文明的特色,以证明"西欧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论断,更是为了证明以宗教力量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对个人行为,进而对社会结构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构造性影响。在不违背韦伯理论研究目标的基础上,聚焦于他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对比杨庆堃从制度性宗教/弥漫性宗教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来重新思考韦伯用正统/异端划分中国宗教的理据和意义所在,或可为探讨中国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提供了何种动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从“险学”到“显学”——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从"险学"到"显学"。宗教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是"险学",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宗教学理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1978年由真理标准讨论而带来的思想解放春风,在宗教学领域引起了积极反映,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必然对于宗教的本质产生新的认识,并由此带来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大发展,即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从"精神鸦片"说发展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在制度性宗教研究方面,从偏重历史到历史、理论、现实并重,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儒教问题和新兴宗教成为近三十年特有的两大研究领域。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

社会变迁背景下外来宗教与乡村传统的共生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近郊的一个村庄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地的乡村传统融合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在被基督教消解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基督教,使得乡村的基督教具有了乡土特质,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中国的乡村基督教具有发散与制度二重性。

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分类方法检视与重构——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

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统计与研究,皆采用制度性宗教作为其分类标准。在该分类标准下,华人传统宗教通常被划分为佛教、道教或儒教。而华人传统民间信仰,不是被纳入道教系统,就是被纳入佛教系统,或在研究分类中的定位十分模糊。相应地,华人传统宗教在东南亚各国佛教化、道教化等转型,一直在不断上演,同时也遭到民间和学者的广泛质疑。在中国学界对“民间信仰”进行大量反思性调查和研究的背景下,对海外华人传统宗教的分类标准的检视,也应提上日程。认为移民、宗教—文化现象群、差序格局,或可充当华人传统宗教分类标准重构的关键词。

杨庆堃宗教功能理论简评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根据宗教社会功能将中国的宗教类型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种。文章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互依赖，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的分工：制度性宗教注重人本的关怀，分散性宗教更着重强调权威；对当权者来说它们是相互制衡的重要力量。

从文化的视角来认识当代宗教

宗教在当代社会的情境越来越复杂，这与当代社会本身的复杂多元密切相关；本文认为要重新认识当代宗教“弥漫性”特征，以便了解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和作用；宗教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现象，促成了在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与社会其他体系之间的渗透与弥漫；即使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那些从人类文明启航伊始所不断积累起来的各种宗教性智慧与价值——无论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生活层面。故而，从宗教的弥漫性存在，本文指出对不同宗教传统的文化认识，是地球村时代必须做的功课：对不同宗教价值进行文化性研究，以达到多元文化问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一种可能的新视角——从博弈论看民间信仰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的互动

本文将运筹学中的博弈论视角引入民间信仰的研究,选取了民间信仰、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三种力量,对民间宗教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两者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博弈的均衡点,以及两种博弈之间的隶属关系,从而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民间信仰复兴与其他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分析民间信仰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互动,揭示其博弈结构,以期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对策。

在跨文化的诠释中确立典范——杨庆堃关于中国弥漫性宗教概念的意义

在充分认识不同宗教的本质与差异的前提下,相对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杨庆堃创造性地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社会学概念,使中国宗教研究得以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获得空间。本文从宗教之间彼此诠释的重要性入手,探讨杨庆堃为中国宗教研究树立的典范: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相互诠释与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跨文化(宗教)的诠释中来深化对中国宗教的解说与理解。

社会公益:制度性宗教转型的路径——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

本文从"世俗化理论及其反思"的理论脉络出发,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公益组织的个案分析,与现有理论对话。通过对社会结构背景、组织载体、行动理念及生存策略的分析考察,本文核心观点如下:制度性宗教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第一,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公益缺口是其现实基础;第二,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特征是其可资利用的组织载体;第三,宗教信仰对"人"的关怀可成为其精神资源。最后得出结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权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宗教实践的停滞和宗教信仰的消亡,以社会公益为切入点,制度性宗教可以找到在现代社会中转型的可行途径,继续参与公共生活。

信仰基础:理解农民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的一个框架

传统民间信仰和基督教是当前农村的主要信仰形式。不同区域农民对传统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认知与信仰模式,会影响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与选择,进而影响农村宗教的分布状态。北方农村功能性、多神论的信仰基础,使当地农民将基督教当做功能强大的神祇予以选择,为基督教快速传播铺平道路。中部地区农民不信"鬼神",对基督教既不排斥也不选择,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缓慢。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系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农民的信仰需求,同时又与基督教一神论相抵触,因而当地农民对基督教有拒斥心理,使基督教难以发展。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新探索:与杨庆堃和华琛的对话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历来是中外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理论,以及华琛提出的神明"标准化"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杨庆堃和华琛都只看到了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侧面,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并非只有神灵信仰,而是由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两部分所构成的;神灵信仰为崇神,祖先崇拜为敬祖,两者彼此共存;多元神灵和祖先祭祀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沟通。这种信仰文化体系源自古代、留存至今,并且仍旧可以与当代时代变迁相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发挥当代新功能。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杨庆堃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述评

由于中国宗教的外在形式和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西方宗教大相异趣,使得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应用将面临困窘。杨庆堃对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来被学界誉经典。他从中国宗教的模糊性地位这个问题意识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这对核心概念,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现象。由于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在政权性质和宗教总体结构上的差异,使得杨氏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应用于当代中国宗教现象上将面临新的挑战。

人类学、社会学民间信仰研究的结构范式与视角创新

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本文回顾了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视野的历程,对这一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弥漫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范式进行了系统解读,凸显了民间信仰的结构特性和主体价值,探讨当代民间信仰的概念范畴、互动结构和变迁机制上面临困境和挑战。通过引入"嵌入性"等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进路,可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视角转换与研究创新。

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

冷战结束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在国内外理论界渐成共识。然而,如何阐明宗教因素的此种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在目前尚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时下有代表性的两种关于"冲突原因"的理论解释倾向——"综合因素论"和"文明冲突论",本文借鉴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晚近成果,并联系实际情况和诸多例证,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三个主要特性,即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期从方法论上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一条富有潜力的研讨思路、特别是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