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清廉感知如何影响其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决策科学化、社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即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此背景下,探究影响人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清廉感知水平作为人民对政府作风形象的直接评价、政府信任程度作为政府公信力的体现与人民政治生活的心理基础,均可能对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试图探究清廉感知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内在影响机制,具体包括: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作用路径;政府信任是否是路径中的一环;人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在路径中发挥有差异性的作用。通过运用SPSS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清廉感知水平正向影响人民政治参与行为;(2)清廉感知水平正向影响政府信任水平;(3)政府信任水平正向影响人民政治参与行为;(4)政府信任水平在清廉感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5)我国存在差序政府信任,自地方到中央,人民的信任水平依次升高;(6)在政府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央政府信任。据此,本研究进一步从拓宽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增进公众了解、宣扬反腐成效、加强政府形象塑造几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完善参与的各个链条,进而提升公民对于反腐倡廉的实感,拉近政民距离,促进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进而推进我国新时代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本研究从反腐与民主的两大宏观议题着手,从微观个体层面探究清廉感知、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在学理上,是一种新尝试,丰富了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视角,完善了其路径建构;在实践上,是一个新的落脚点,为切合实际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化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启示性建议;在现实意义上,对反腐与民主的宏观议题的内在逻辑构建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两者共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

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原因探析

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利益驱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相对短缺、制度缺陷和民间组织功能萎缩等等。

论中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求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这种政治参与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对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政治和谐的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研究

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总体上而言是制度性政治参与不足,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呈增长之势,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状及原因,并提出合理对策,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分析

大学生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以非程序化方式表达诉求,以极端化方式表达不满,以非常态化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其基本特点为:行为起因继发性,行为主体二元性,行为过程偏激性,行为结果消极性。针对大学生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高校应当贯彻"立足疏导,加强防范,有效处置"的工作思路。

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分析与思考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大批的代表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征。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在于利益驱使,通过获取体制内政治资源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客观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渠道相对短缺、参与管道不畅等因素则导致私营企业主选择非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其本质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活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制约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为积累其政治参与资本,私营企业主阶层向"体制化关系网络"渗透。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扩大渠道,把私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化的建设中。

论中国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地阻滞了我国基层民主化进程,助长了腐败之风,甚至影响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正确处理,通过拓宽参政的制度化渠道、完善现有选举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权力监督机制等措施和对策,以规范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使之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超越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网络政治的政治走向探析

目前网络政治的功能多定位于提供政策咨询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渠道,这实际上忽视了网络政治的价值功能。网络政治真正的变革功能是超越非制度性的政治救济,实现其变革功能,即改进代表制度,完善民意表达;改善民主形式,回归传统民主;等。政府应以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契机,推动民主进程,注重社会治理,加强网络回应,重塑政府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实现从管制政府转化为责任、有限政府,进一步向服务群众社会的角色转变。

私营企业主制度性政治参与模式的表现及原因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模式是政治系统的民主发展水平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能力相互博弈而达成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模式是在我国现有的民主政治发展水平下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探讨私营企业主制度性政治参与模式的表现及形成原因。

当前中国公民的协商参与:以制度性政治参与为视角

制度性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重要指标。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对公民的协商参与的制度性规定在宏观国家层面、中观社会层面和微观基层层面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公民协商参与的实践表明:协商参与的实践主要是以人民政协为平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参与;普通公民的协商参与程度较弱,协商参与的政治效能感较低;协商参与的程序的科学性和制度性还有待加强。

浅析我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很不完善,而现有的具体制度的运行也有缺陷。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基层政府信任

制度性政治参与依据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态度的不同可划分为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和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比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更高。提升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水平需要畅通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增进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意识,重视养老、教育、社会公平等其他政府工作。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

浅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中国私营企业主进入各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征。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在于利益驱使,通过获取体制内政治资源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客观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渠道相对短缺、参与管道不畅等因素则导致私营企业主选择非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城市女性居民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选取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2 849名城市女性居民为样本,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女性居民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情况,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该群体中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在社会资本中,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积极作用的是:朋友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目的型社团因子及趣味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陌生人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积极作用的是目的型社团因子、宗教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熟人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通过对数据结果的探讨,认为提升横向社会组织的品质与优化人情网络,是提高城市女性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探究西方社会“草根政治”的运作方式与逻辑--读刘颖《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多姿多彩,这不仅昭示现代国家不能摆脱社会力量的渗透和影响,某种程度上也显示着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塑造。正是基于此,当代西方社会被有些学者称作"社会运动社会",这表明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社会资本主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中的独特模式,新社会运动不仅牵动世人追逐的眼球.

高层次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成长问题研究

高层次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是无党派人士在参加我国政治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具有较大社会贡献和影响的高层次代表性人士,其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高层次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总体数量偏少,与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需求不匹配。人才储备资源流失、关注和培养不够、“三个安排”偏少、制度性政治参与不够、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素制约了高层次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的成长。需要从统筹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健全工作体系、加强推荐使用、搭建作用发挥平台、加大社会宣传等方面着力助推高层次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