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文化建设: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途径

制度性文化是制度建立的根基。从中国大学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要从根本上改革大学制度的弊端,迫切需要进行大学制度性文化建设,其基本途径是:重新审视哲学基础,重新思考中国大学理念,注意处理移植、创新与本土化问题,调适与整合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化心理。

浅析制度性文化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制度性文化是一所学校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是学校隐性德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健康人格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治文化视域下桂林红色旅游资源保护研究

桂林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内涵,既包含对红色资源留存完整性的基础性保护,又包含开发旅游价值的利用性保护,两者既可成为一项整体工程,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内涵差异。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性利用有多种途径,而发展红色旅游是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发挥资源自身的造血功能,扩大保护资金来源的最优途径。从法治文化视域探讨桂林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不同于将资源保护与红色旅游开发分而论之。借鉴法治文化建设思路进行研究,有助于消除两者的内涵壁垒,实现保护与利用融合的整体考虑。

解读巴黎高师：文化资本的视角

巴黎高师作为一所微型高校,却在教育场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发现巴黎高师的个体性文化资本、产品性文化资本以及制度性文化资本的深厚底蕴,是巴黎高师成功的深层原因。使我们明确在高校发展过程中大师与大楼、软件与硬件、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问题,为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学区房热”探析——文化资本视角下对学区房购买动机的研究

近年来,"学区房热"扰乱住房市场,影响教育公平,垄断阶层流动的问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既有研究较多聚焦于购买学区房的市场动机,忽视了学区房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联系。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引入基于邻里的文化资本兑换理论,探索购买学区房的多元化动机、动机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尽管形成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区房的购买动机和形成过程,但在中国,学区房购买动机更多样、资本兑换更全面和复杂、影响购买的因素也更动态。本文最后为破解"学区房热"提出建议。

和谐视域中高师校园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和谐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师校园文化的困境来自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确立高师校园文化的核心理念、清理高师校园环境、探索教育本质规律等,有利于建设高师校园的和谐文化。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校园文化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文化由表入里具体表现为物质性文化、制度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三种形态。新时期必须从校园文化建设的教育导向功能、创新激励功能、学生自我成才功能等角度全面提高对高校校园文化的认识。坚持把发展先进文化作为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导,构筑优美物质环境,建设科学制度环境,塑造积极精神环境。

二元结构: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中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来理解,中义的政治文化观包括观念性政治文化与制度性政治文化两个部分。在我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结构的发展态势:观念性政治文化落后于制度性政治文化。这种不平衡性增加了政治制度的运行成本,销蚀了公民的政治信任感,加大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传统观念性政治文化的超强延续性和政府自利行为的影响。

管理理论的深化——企业文化的勃兴

企业文化的涵义与特征企业文化作为新的观念、新的思潮,涌入企业界,也制约着企业的各个方面,是管理理论的深化。广义的企业文化概念是指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企业硬文化和软文化两大类。企业的硬文化是企业的物质状态(机器、设备、原材料),企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水平等,企业硬文化的主体是物。企业软文化是指企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企业软文化的主体是人。企业硬文化是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企业软文化一旦形成对企业硬文化具有反作用。两者是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狭义的企业文化概念特指企业软文化,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阐述企业文化。

浅析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与创新途径

从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现代大学理念引导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理念只有转化为现代大学制度,体现在制度中,他的引导作用才能发挥出来.随着社会变革,我国宏观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绩,大学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性命令运作的局面有所改变,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的变化、学生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等作出迅速准确反应的、具有活力的现代大学制度.

从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看中国学校教育

从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入手,分析了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在我国学校教育中的现实表现。明确指出有关学校教育的法律制度是先进的、现代化的,符合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要求;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方式还跟不上法律制度的发展,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观念性法律文化的支撑,学校教育保障乏力。同时提出了要实现我国学校教育现代化,使学校教育健康发展,必须从制度出发,配置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高度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培养,尤其是对人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促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实现文化整合,才是我国学校教育现代化之急需。

高等院校社会化与文化创造探析

研究提出高等院校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文化子系统,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受文化传播媒体等因素影响,容易出现文化偏离现象。因此,高等院校需完善制度性文化建设以优化学术创新管理机制,有组织地形塑教师共同体及其教学文化,并通过协同创新加强师生的社会实践,积极促成协同创新文化的养成。

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

此文从制度的层面， 对婚姻和性这一对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作出法理学意义上的分析。作者把婚姻看成一种制度性的文化， 它与性的冲突、和谐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都是在这种制度框架中展开的， 从而为正确认识婚姻的功能、局限， 婚姻与性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 作者试图找到婚姻与法律的制度共通性， 认为我们应对制度化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调整领域、范围等持一定客观。

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

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为对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于构成民族重要因素之一的文化,从来就是非常重视研究的。传统民族学对于“文化”的研究更为重视。在欧美一些国家还把民族学称之为文化人类学。在国际上民族学研究中有许多和文化有关的术语,如“文化区”、“文化层”、“文化圈”、“文化中心”、“文化边缘”、“

中英两国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基于PISA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布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并将其分为制度性、客体性以及主体性文化资本三类。研究选择PISA2015数据集的英国和中国学生样本,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学生的三类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整体上来看,制度性、客体性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性文化资本中的父母情感支持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学习支持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英国学生的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在中国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仅对学生数学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中国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英国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子女的数学、科学成绩没有显著影响;父母的学习支持对中国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英国的学生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英国父母的家庭教育资源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发现,性别维度上的中英两国学生文化资本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与总体结论保持一致。此外,中国学生的客体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业成就贡献最大,英国学生的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贡献最大。

民俗特质论

关于民俗的概念和范围,英国的班尼女士曾在1914年有过明确地表述:“‘民俗’包括民众的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七十多年过去了,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 and Formulaic Competence: The Case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 （SBUs thereafter） and formulaic competence, focusing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ree subcategories of SBUs among early intermediate and early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A group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o provide baseline data. One-way ANOVA analysis and post hoc tests confirmed that linguistic competence usually preceded formulaic competence for EFL learners.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ing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use of plain SBUs, and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low degree of cultural-embeddedness and high semantic transparency of plain SBUs. It was further argued that a threshold has to be reached for EFL learners to go through a movement from rules to wh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