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权利:论宪法总纲与基本权利的交互模式

中国制宪者对总纲的性质和功能采取了积极定位,重视总纲的指引和导向功能,并在宪法中设定了总纲和基本权利的"交互模式":总纲作为"制度性权利",为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制度性供给,而基本权利则成为总纲在主观请求权维度的延伸和发展。在中国宪法中,无论是和基本权利相对应的总纲条款,抑或是缺乏直接对应性、但提供背景性保障的条款,均作为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对于可以与具体权利相对应的总纲条款,在特定语境下可直接转化为主观权利;而对于无法直接对应、仅作为一般性制度保障的总纲条款,其"间接主观化"的过程主要依赖立法完成。在直接或间接地主观化的语境下,总纲条款事实上成为储备性的基本权利供给源,由立法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现实需要,不断将总纲中确立的"将来时"的目标和任务转化为公民可请求的主观权利,从而完成总纲和基本权利交互模式的运作。

从自然财产权到制度性权利——全貌审视下的知识产权“时代正当性”方法探议

长久以来,人们倾向于从个体权利法角度来单一认知知识产权,将构型于近代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解读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个人伟大觉醒下的自然财产权。但从史学细节、哲学叙事、国际关系等方面全貌审视,知识产权的源起和发展中贯穿的是利益集团间的争斗和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定位的国别抗争,而作者个人权利不过是争斗的借口,所以以自然财产权认知来主张对知识产权人的强保护诉求,并不当然地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应从本质上破除源自有体物原型的自然主义财产法教义规则对知识产权的当然适用,而通过反思知识产权的想象原型,将其理解为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双重性质的“制度性权利”,正适于强能动的动态界限调整。进一步,就可引入“时代正当性”概念来确立差别化的动态标准,具体地判断在不同时代阶段下公益私权彼此消长的优劣得失,寻求符合本土国情的平衡点,从而对知识产权私益保护程度和公益适用例外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配置。

权利递嬗的历史逻辑——生存权保障机制的法哲学史考察

在权利递嬗的历史逻辑中,生存权像"普罗透斯的脸"一样展现了不同的侧面和属性。作为原初事实的生存,首先表现为道德权利的外观镜像。其后,生存获得了权利表达并荷载于社会契约和抽象的人而具体化为自由权形态,为法治框架下的国家配戴了消极义务的鞍辔。然而,历史时域凸显出生存权的自由权形态具有局限性以及政治共同体因应于社会问题时的捉襟见肘,进而催生了生存权的社会权属性并赋予了国家主动保障的积极义务,最终在不同的法律位阶和地域层面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生存权,即生存权实现了制度性权利下"和而不同"的旨趣。这一演变打破了主流的权利二分法,表明了生存权主题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彰显了生存权在传统法学范式及其转型上的基石性价值。

论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

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逐步显现出开放的态势。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还处于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媒介生态环境复杂。突发事件中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是以新闻自由在突发事件中所担负的功能为依据的,而突发事件中新闻自由的功能是建立在新闻自由权利属性基础上的。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性和工具性的权利,具有传递信息和监督政府等重要功能。新闻自由为工具性权利,政府在追求更高的合宪目的同时,可对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管制。

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权的法理探讨

教师教育教学权作为教师的一项特有权利,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权利、义务的同一性,教师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这主要表现为教师对惩戒权利的运用。作为教师,应该能意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侵犯教育教学权,同时还要学会用法律知识为自己维权。

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响应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的结果,这波逆全球化呈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管齐下"的保护主义特征。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的迅猛发展必定会导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国际角色转换、经济制度变革、经济格局重塑、政策机制升华、市场文化改造和国民意识更新等方面。逆全球化动向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对策,对外要密切关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进程,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议价能力,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对内要积极推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推进自贸区试点及规则创新,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对关键行业和关键产品提供全方位支持。

新闻自由的性质之辨

在理论界,新闻自由的性质、内涵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有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之争,有个人权利和制度性权利之争,还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之争。我们认为,以自由权利的内容和主体行使权利的身份判定,新闻自由是一种社会自由;以新闻自由确立的初衷和普遍意义来看,它应当是一种个人权利;从新闻自由的内涵和目的来看,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概念都不能涵盖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仅是公民意见和思想的表达权,同时也是公民获得资讯、信息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