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羞辱及其克服

在公共治理转型中,制度性羞辱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德性治理的工具化,从而表现为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的传统惯性和权力傲慢。但历史上在广场狂欢的大众冷漠表象之下,其实质是公众权利的缺位,在公民权利生长的压力下,历史性的制度合法性日益遭受质疑。基于权利的法治对于政治的控制面临着政治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的转换,这一变化既内在地体现为法治是测量政治发展的尺度,也外在地体现为法律对于政治的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羞辱,作为德性的内容,则相应地内化为一种内省的感知,并与国家对于权利保护共同论证了现代治理的正当性。

“制度性羞辱”的异质性——以大学对学生管理为例

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制度性羞辱"制约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用异质性思维探析"制度性羞辱"现象产生的原因。通过以"多元和谐",克服大学制度建构中的理性设计单向性;"以人为本",创设实现学生主体价值的制度环境等途径减少"制度性羞辱"。

大学制度正义:旨趣、机制与行动——基于罗尔斯和马格利特正义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罗尔斯公平正义论和马格利特正派社会论的双重理论视角,对我国大学制度正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凸显正义品性是大学制度的根本旨趣和首要美德;深度对话和平等协商是实现大学制度正义的基础机制;消除制度性羞辱是促进大学制度正义的着力举措。

论教师交流制度的正义性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教师交流制度的正义性主要表现为学生权利与教师义务相协调、教师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国家社会利益与学校群体利益相统一等三个方面。限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制度实施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各地教师交流制度面临诸多正义性拷问与难题,尚需从健全法律法规、优化制度措施、完善激励工具、凝聚价值共识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