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

人类工业化时期三次全球化伴随着成本转嫁的历史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严重不对称,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制度性致贫的内因。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不同阶段衍生的贫困问题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扶贫行动,充分发挥"新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减贫,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行动。在全球金融资本深化加剧两极分化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新举国体制"集中大量财政和社会投入直接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做非市场性的财产处置和分配,体现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渐进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制度安排,从而化解绝对贫困问题。在新发展阶段,要致力于生态经济转型,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重构符合新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