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抑制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通过分析分工深化的制度阻碍 ,揭示农民遭遇制度性贫困陷阱的深层原因。说明“三农”问题不是农民、农业或农村的问题 ,而是农民失去了自主参与分工的自由 ,跳出贫困陷阱的办法是消除抑制分工的制度安排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分工深化 ,从而达到一个高收入的角点均衡。这实际上是归还农民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交易自由、创业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的过程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自由也会导致贫困。

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

在回顾相关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性贫困概念,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减贫模式。应对依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从上而下"的传统减贫思路进行拓展,充分重视依靠自生能力和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的减贫新思路,两种减贫思路相结合的包容性增长减贫新模式是缓解制度性贫困的有效途径。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构建具有泛利性和包容性的包容型政府。

解析农民面临的“制度性贫困陷阱”——对农村经济制度的历时关联和共时关联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导致农民贫困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间的历时关联和共时关联,揭示农民陷入制度性贫困陷阱的原因。说明只有土地制度、农产品购销制度、农村财税体制、户籍制度的系统配套改革,才能打破这些反馈环。市场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试图从贫困根源这一视角来探讨农民工问题。首先用发展经济学中贫困的定义分析了城市农民工的贫困 ,然后论证了转轨经济中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性贫困。在此基础上指出 :只有消除和改善城市农民工面临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中存在的障碍与缺陷 。

制度性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创新

不公正、不科学的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贫困分三个层次,高度贫困是指生存艰难,中度贫困是指财富匮乏,低度贫困是指生活缺憾。对于三个层次的贫困应区别对待,即消除高度贫困、减少中度贫困、减缓低度贫困。反贫困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高度贫困;二是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反贫困机制以减少中度贫困;三是建立以居民生活质量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减缓低度贫困。

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试图从贫困根源这一视角来探讨农民工问题。首先用发展经济学中贫困的定义分析了城市农民工的贫困, 然后论证了转轨经济中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性贫困。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消除和改善城市农民工面临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中存在的障碍与缺陷, 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脱贫。

日本内阁制变迁进程中的制度性贫困探析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为恢复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掀起了改革政府行政制度的热潮,以期通过行政制度指导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经济的腾飞。内阁制是行政制度的核心,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新宪法明确了内阁制的方向并赋予了内阁极大的权限,但最终却造成了内阁制的冗余,因此我们要取日本内阁制之精华,去日本内阁制之糟粕,健全国务院制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贫困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本研究以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了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本研究认为,长城实质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权影响和调整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行的有目的隔离与有计划开放的制度体系,包含规则内的正式制度以及规则外的能够提高个体收益的非正式制度。伴随边疆内陆化,明长城军事功能不断下降,政治秩序得到强化,经济管理不断正规化,非正式制度逐渐消亡,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暴露出资源禀赋较匮乏的本相,最终表现出近现代该区域的整体性贫困。通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搬迁、集体组织发展、对口支援与行业扶贫等已有的治理实践,本研究得出未来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治理逻辑。

权利的不公平分配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认为,从现实的情况看,农民的贫困不只是直接的收入低,而是三个层次或三重含义:一是货币的和实物的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即收入贫困;二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差,即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三是获取收入或财富和提高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少,即权利和机会的贫困。这三重意义上的贫困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三重意义上的贫困都与相应的制度有关,主要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粮食购销体制、教育制度和税费制度。只有对这些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处境。

收支扭曲、人力资本结构性贫困与社会资本依赖——农民制度性贫困与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

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根据山东省1549个农户的主观回答与客观数据检验,发现农户收支存在扭曲和依赖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现象。收支扭曲是农民面对户籍和教育等系列制度性约束时采取的理性选择,反过来却引发了农民人力资本结构性贫困、收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贫困的实质是制度性贫困。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根除制度性贫困。在评估现行政策效果后,提出应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利,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基层政治决策框架,壮大农村社区自主制度创新能力。实施的保障来自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和参与村庄治理制度,同时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形成推动户籍和教育等制度改革的多方合力,逐步缓解并最终根除制度性贫困。

西方行政制度改革中的制度性贫困——基于英国文官制度的考察

本文以英国文官制度为例分析西方行政制度改革中存在的制度性贫困。通过制度间的历时关联和共时关联来揭示英国的文官制度存在的制度性贫困陷阱,从而提出英国文官制度变革的路径。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

本文主要讨论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并特别关注贫困是如何被制度这样一套象征体系所“思考”、定义、记忆和遗忘,以及进行制度再生产甚至将贫困“制度化”的。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制度是一种集体现象,当制度变成少数人的思想或牟利工具,不能为集体所共享,制度的本来公共意义和存在基础就会消失,形成不平等的“虚制度”。这种虚制度不但无法完成公共制度本来的集体性功能,反而会“遗忘”和排斥弱势的群体,进而不合理地去“思维”贫困,导致社会的集体不和谐。

贫困理论创新与反贫困制度创新

不公正、不科学的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贫困分三个层次,高度贫困是指生存艰难,中度贫困是指财富匮乏,低度贫困是指生活缺憾。对于三个层次的贫困应区别对待,即消除高度贫困,减少中度贫困、减缓低度贫困。反贫困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高度贫困;二是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反贫困机制以减少中度贫困;三是建立以居民生活质量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减缓低度贫困。

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变迁和实践经验——一个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贫困与发展是经济学不能绕开的话题,经济学史上关于贫困和反贫困有多维理论框架和战略模型,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贫困成因和反贫困路径,但较少涉及制度问题。贫困文化论、社会排斥和权利剥夺等观点开始把研究视角带入文化、能力等"非正式制度"上,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就关注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提出制度变革的主张。冈纳·缪尔达尔及以后的制度学派逐渐强调制度之于贫困与反贫困的重要性。世界各国、世界银行特别是中国对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印证存在制度性贫困,同样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反贫困。良好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反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正如诺斯所言"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反贫困制度决定减贫绩效。

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一个文献综述

发展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尝试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持续性的贫困现象。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分别是临界点效应(threshold effects)、制度性贫困(institutionalpoverty)以及由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所导致的贫困。通常来说,前两者对应着地域性或国家层面的贫困陷阱的分析,而最后者的着眼点,则更多的集中于社区型贫困陷阱。我们认为,对贫困陷阱形成机制的分析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贫困问题,特别是有关贫困陷阱的自我加强。本文提出了从邻里效应出发对贫困的分析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遇到问题所带来的启示,也即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警惕大城市中可能形成类似国外"贫民窟"的地域性贫困陷阱。

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与何祚庥先生商榷

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贫困产生的根源不同、性质也不同,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绝不可一概而论。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或是落后的生产力所致,或是赶超战略所致,或是国际环境所致,或是自身失误所致,总之,其原因均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构成本质性联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贫困,而不是"制度性"贫困。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贫困完全是资本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在转型后的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贫困,更是背离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都是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证明,而不是证伪。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困问题。社会主义贫困的一般原因在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制度原因在于私有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就贫困的一般原因而言的消除贫困的对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针对贫困的制度原因所提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