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救助制度正义论

正义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正义观被普遍理解为权利平等。制度正义包括制度本身正义和制度运行正义。医疗救助制度作为保障平等享有基本人权的再分配制度,其正义性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理论依据。然而医疗救助制度正义性在设计与运行中存在诸多阻隔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的公平与效率,才能提高医疗救助制度的正义性。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引起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巨大变革，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正义与和平、正义与自由、正义与效率等关系，而这些困扰我们的理论问题，都可以从罗尔斯的制度正义论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分配·承认·能力: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多维审视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是揭示其作为一项“好制度”的根本所在,旨在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和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时代精神。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指高等职业院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正义属性,既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中的正义追求,也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内容的正义以及制度执行手段的正义,还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所形成的高考文化、高考风俗、高考习惯以及高考心理、高考舆论等制度亚文化的正义性。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还是多元化、层次化的复合正义,具体包含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教育主体地位的承认正义、个体自由发展的能力正义。是故,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在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强调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公平、民主的平等,以教育考试制度的正义性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现代学校制度功利化的正义审视与建构

学校制度伦理的价值意蕴在于使学生过一种良善互惠的学校生活。制度伦理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假设,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正当与否。好的制度伦理不仅能保证学校生活不走向非正义一面,还能够引导学校生活向善向好发展。然而,现代学校因受制于非正义的制度安排,呈现出一种高度功利化的不义倾向,使得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面对此困境,有必要从正义伦理的视角审视当前制度伦理的价值理念、结构安排以及程序运行。好的制度伦理决定了学校生活的善制与善治。基于正义伦理的学校生活力求在理性统一方面做必要的权宜,实现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合理化资源分配,在承认差异中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寻求转向合作互惠的良善学校生活。

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与破困路径

师德制度是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助推教师职业发展、构建教育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制度工具主义的滥觞和受制度自身逻辑的影响,高校师德制度建设陷入了制度建构困境、取向困境、执行困境、评价困境。根据反思性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变量,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反思性监测,以激进的参与态度对反思性的制度进行再生产,为破解师德制度建设所面临的规则困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具体而言,高校破解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需增强制度的反思性意识,从制度结构、价值取向、规则运行、目标达成等方面突破,以实现师德制度建设与师德养成的双向共促。

德性正义和制度正义的结合探讨——基于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正义观

正义是当代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石,现今西方社会崇尚的制度正义是建立在群体的社会理性基础之上的,这种制度正义已愈发不能使社会处于均衡平稳的状态。诚然,制度正义体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然而过分倚重建立在集体理性基础上的制度理性,使得德性过分缺失。以历史和逻辑的视角回溯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在阐释罗尔斯社会制度正义观的基础上探讨德性正义与当代制度正义结合的可能性,是探索现代社会伦理治理方式的现实路径。

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及制度防范——基于公共生活伦理的分析

以伦理的视角看,公共生活受陌生人伦理和契约伦理的支配。陌生人伦理排斥道德情感,契约伦理过分注重个人权利和形式合理性,导致美德丧失了存在的空间,本该具有崇高性的道德在公共生活中被拉向了底线水平。当前学校的道德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盲目迎合公共生活底线要求的趋势,造成规范主义的突显和美德的消解。正因每个主体(学生)进入制度化的公共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才呈现出公共生活之于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学校道德教育的美丽风险具体表现为:公共生活默认的规范主义对道德教育的侵蚀;道德教育崇尚的美德在公共生活中的消隐。公共生活伦理视域中道德教育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内部问题,更是制度伦理的问题。要摆脱学校道德教育制度化趋势的负面影响,就要健全“扬善”的制度功能,强化“正义”的制度建设。

正义观念与价值共识的生成机制及重构

正义的存在关键取决于正义观的现实主体。人民群众作为公平正义的主体,承担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识和力量的时代使命。但是,在主体异质性、利益多元化等新形态下,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和分歧,进而导致难以形成一致认可的价值共识。基于历史性逻辑的分析,正义观念与价值共识呈现出实质正义与差序格局、制度正义与团体格局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公民正义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意识的统一、贡献原则与平等原则的统一。与此同时,具体论述了正义观念的生成机制及正义观念缺失引致的价值共识困境。最后,围绕共享发展、制度正义和价值共识三方面来重构正义观念,进一步提升和巩固社会公众的价值认同,从而最大限度地汇成对国家认同的“重叠共识”。

风险分配的制度正义

社会的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仅仅关注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社会除了存在财富这样的"好处"以外,也存在着风险这种"坏处"。财富分配的不公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风险分配的不公也同样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如果从制度角度对风险分配问题进行探讨就会发现,制度正义是风险分配正义的重要保证之一。风险分配制度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制度原则和制度理念的转变,也需要制度运行逻辑由"倾向性逻辑"向"换位逻辑"转换。

农村金融的功能效应与普惠金融发展——嬗变中的“道德”与制度正义

基于农村金融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受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偏好的影响,农村金融始终无法摆脱"功能主义"效应,并内化为计划经济逻辑下的财政再分配功能,以最大可能的攫取农村经济剩余,支持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战略。显然,一个有偏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其典型问题可以表达为三个方面:农村金融供给市场失灵、金融服务偏好效应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于此,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嬗变中的道德回归、人本金融价值观的重塑与制度正义的彰显;进而,提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支撑现代政治正义制度的美德精神——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

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不同思想家关于现代政治制度正义与个体美德关系的论辩分歧,事实上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渴望,这表明二者是互为依赖、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互反馈平衡系统。

制度正义与人性缺陷

西方思想家在探讨制度的起源时大都指向了人性的缺陷,人性缺陷是制度正义的逻辑前提和现实基础。制度正义是符合人性要求的产物,它不仅具有纠正、抑制人性恶的作用,而且具有引导、维护人性善的作用。对待人性缺陷既不能任性妄为,也不能逆性而动,正确的方法是制度引导,制度正义是克服人性缺陷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人性是一种天然的动力资源,要善于利用人性资源,实现制度正义。

制衡资本权力——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

正义是政治的首要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表征。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往往成为现代社会中根本的压迫性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下,制衡资本权力逐渐成为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命题,是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当然,有效规训资本权力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博弈、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的政治过程。在集中讨论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的现实必要性和基本途径的基础上,提出:在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与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国家自主、社会自治与价值均衡则共同成为有效制衡资本权力的前提条件。

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意义解读--制度正义的视角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政策作为规范公共教育的重要手段,其首要价值是公平正义,保障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尤其作为对不平等的补偿,应更多关照处境不利群体的教育利益,通过责任政府履行公共教育服务责任,使社会主义的教育回归公益,普惠于民。

彰显教师伦理的制度正义——师德评价的困境与突破

当前,以德性论为评价立场,低标评价与高标评选共存的师德评价在合理性与正当性方面面临着质疑与挑战。以实现教师伦理的制度正义为研究视角,发现师德评价存在评价范围越界、评价指标体系缺失、评价方向缺少世俗价值引导的问题。科学有效的师德评价应在教师专业伦理制度的框架内,以底线伦理为理论基础,重视“行为优先”的责任论立场;以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为依据,构建师德评价指标体系;立足世俗道德,重塑“德福一致”的师德评价方向,最终彰显教师伦理的制度正义。

论罗尔斯制度正义的优先性及其启发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了正义主题的制度正义转向,提出了制度正义的优先性(选择的优先性和评价的优先性)问题。罗尔斯通过契约论论证了选择的优先性,又通过制度正义作为一种背景正义比个人正义更为基本和重要而论证了评价的优先性。罗尔斯的制度正义优先性理论启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关系,必须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必须把执政者的道德与制度本身的伦理区分开来,使人们既有支持和帮助建立正义制度的义务,也有改造不正义制度的权利。

正义之首:罗尔斯的社会制度正义

以社会制度正义为主题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鲜明特色。社会基本制度在罗尔斯那里又称为社会基本结构,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等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并会造成社会的深刻不平等,因而罗尔斯强调正义对于社会制度具有首要价值。罗尔斯的正义概念的内涵是平等的公民基本自由或公民的平等基本权利,他正是用这一概念来衡量制度正义或建构制度正义原则。罗尔斯继承了古典契约论的方法,以契约为起点来建构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但与古典契约论不同的是,罗尔斯的契约不是直接选择建立政治社会,而是选择可以指导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只有能够确保平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两个正义原则,才可激发广泛的正义感,正义社会的稳定性才可有保障;在多元性宗教、道德与哲学文化的背景下,政治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对于正义社会的稳定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罗尔斯所理解的正义制度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变革的可能,只要公民的基本平等自由权利得不到现实制度的保障,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就存在。正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政治变革对于罗尔斯来说同样重要。

制度正义之逻辑建构

制度正义是制度的正义性与制度化的正义的统一,因此制度正义不是制度原理与正义理论的直接结合,而是从制度特性—制度伦理—正义原则以及内在关系的融合上进行逻辑建构的。

制度正义:教育政策的首要美德孙启进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一个社会中如果教育公正没有得到保证,那么社会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公正是由政府负责提供与保障的。

和谐社会与制度正义

和谐社会与制度正义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度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实现和谐社会必须以制度正义为核心,全面落实公平分配机制,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及权利、结果公平和机会、规则公平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凸现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本质,强化法律制度在利益分配机制中的作用,达到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