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公平与效率:基础教育财政制度比较分析

传统教育财政理论通常采用财权事权划分的视角,将教育财政体制分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和混合等模式。本文将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模型应用到基础教育财政制度,提出基础教育财政的制度目标是充足、公平和效率,基础教育财政制度的共有信念系统是充足、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基础教育财政制度的多样和变迁源于对充足、公平和效率的共有信念的多样和变迁。我国的基础教育财政的政策目标应当是优先解决充足问题,逐步实现地区公平和财政效率。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财政的主要负责主体是县级政府,下一步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各级政府的责任,完善省以下分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因此,基础教育财政核心制度安排应当重点加强三个方面:提高县级政府对上级财力依赖的转移支付体系;完善多级政府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规范科学的财政管理体系。

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基于中加两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性分析

作为先发式保护机制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被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采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也引入了该制度。但相较于同属家庭法融入该制度的加拿大,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构成要素尚存有瑕疵。与此同时,面对近年来随着后网络时代新浪潮裹挟而日益泛滥的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对力度不足,可以借鉴相对较为完善的加拿大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推动我国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的初步构建。

电子商务诱致新型专业市场形成的比较制度分析

专业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电子商务是信息化条件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态,二者的融合发展正在引发前者在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相互融合所诱致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基于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与外界环境非线性交互作用的动态适应性调整过程。新型专业市场制度的形成需要顶层制度设计与市场主体的有效结合,同时需要考虑不同阶段各经济主体对于制度安排边际效应重组过程中的利益均衡及其约束条件,进而因地制宜地构建价值共创型的现代商贸体系。

玛曲草场单户与联户经营的比较制度分析

从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的享用权3方面对草场单户和联户经营模式进行了界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草场单户和联户经营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为玛曲草场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管制经济学的演进——从传统理论到比较制度分析

文章梳理了管制经济学从传统理论到比较制度分析的演进逻辑,并指出传统的管制理论采取的是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的二分分析方法,而新的管制理论则采取了一种把市场和政府统一起来的分析方法,这种理论进展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世界中的管制制度。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比较制度分析——基于东、中、西部3省9市试点方案的比较

分析了浙江、湖北、陕西3省9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参保范围等九个方面的异同点,基于制度比较的视角考察了不同制度安排的绩效。城居医保政策设计必须坚持"统一制度框架与分散决策相结合"的原则,将制度的自然演进和人为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

市场拓展、契约演化与规制变迁——基于中美食品安全规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对中美两国不同历史阶段食品安全规制变迁的比较,认为市场拓展引起契约演化,进而导致规制的变迁;规制的变迁,进一步反作用与市场主体,对新的契约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市场拓展。进而,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方向。

企业间网络的存在性:一个比较制度分析框架

企业间网络已经日益成为现实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企业间网络的存在是由于市场和企业都存在失灵的可能,而且企业间网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专用性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并有助于企业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当企业从企业间网络中所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从市场以及企业形式中所获得的收益时,企业间网络就会出现。

中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中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演进历程、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另外 ,本文的分析也表明 。

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治理——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针对近年来理论界对监事会“加强说”和“取消说”的争论,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监事会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历史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并基于现阶段我国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独立性悖论”的现实,阐明了加强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提出了以完善监事会制度为突破口来带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整体优化的建议。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

比较制度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关于制度关联和制度互补的分析思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对我们分析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必须遵循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生成机制;(2)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是关键;(3)找准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从最关键性制度入手,实现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转换。目前,我国已经到了城乡制度变迁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为此,应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同时对城乡分割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就业制度、财税体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的制度系统便会逐渐建立起来,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将会逐渐缓解。

中美集装箱运输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

美国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大陆桥的运输组织方式、放松管制、运输代理以及政府干预等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安排及变迁促成了美国集装箱运输及多式联运的迅速发展。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运输计划体制使得集装箱运输优势无法被充分认识,造成随后数十年处于停滞状态。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加强了政策和制度安排来推动集装箱运输发展,使中国集装箱运输摆脱了停滞状态,随着运输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水运国际集装箱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铁路则由于转型的滞后性使得在集装箱运输发展方面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

基于历史制度的比较分析(HCIA)——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

自唐宋以来,回族先民就以商人的角色不断活跃在西北地区商业舞台上的重要地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西北内陆的不断拓展,以羊毛为主体的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产品不断大量出口,回族商人更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经商大军,在西北近代羊毛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以比较制度分析(HCIA)理论,认为回族社会宗教文化的信仰基础所导致的回族商人的行为策略,是回族商人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执牛耳作用的关键。

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从主流范式到比较制度分析——法律经济学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

文章对法律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在当代的思想流变及其理论困境作了阐述,指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趋向是,从主流范式的注重对法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走向比较制度分析,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应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治理制度和合作秩序,只有如此,法律经济学才能从主流范式的封闭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走出来;最后,文章指出了法律经济学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命题。

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基于不完全信息的比较制度分析

如何在不同项目间配置资本是投资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现有文献从两个相似,但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一个是研究资本如何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另一个则是研究在一个特定企业内资本是如何在不同项目之间的配置。换言之,前者主要关注外部资本市场,后者重点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在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内外部资本市场的制度特征、效应以及不完全信息等问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一些提高内部资本市场中信息完整性的建议。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之间左右摇摆,限制了制度理论的发展。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在有限理性前提下,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制度及其变迁的真知灼见:(1)克服两个“两分法”,发展了统一的制度概念;(2)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重点解释古典博弈论成为制度分析有用工具的条件;(2)研究制度在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存续、内生的制度变迁以及过去制度影响后续制度的原因和作用机制;(3)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互动的特定历史情景分析,将重复博弈理论与特定历史情景结合起来去识别制度,解释其出现、存续和变迁。

财政分权、制度关联与区域投资格局分析——一个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

考虑人口流动性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转移效应,建立了一个以财政分权为核心,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区域居民三方互动的完整框架,解释了财政分权下我国整体投资格局呈现重物质资本而轻人力资本,并且落后地区更倾向于轻视人力资本投资特征的原因。首先构建了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政治域中的博弈,然后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区域模型分析了组织域中的博弈,基于二者分离解释的不足,进一步对组织域和政治域进行了关联分析。这种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基于域之间关联作用的分析表明,以上现象的出现是财政分权下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互矛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