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专门矫治教育:功能定位与法治化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求制定专门矫治教育规定。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功能定位,是制度转型与立法完善的逻辑前提。基于规范意旨、历史沿革、制度谱系以及合宪性要求的多维度考察,本文认为,专门矫治教育应当是一种以教育为核心功能,同时突出矫治功能的保护处分措施,属于专门教育的组成部分,不是对过去收容教养制度的简单替代。基于此功能定位,应当遵循以教代刑原则、必要性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对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法治化构建。

劳动权益保障法治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对策

劳动保障法律顾问制度源于西方,经过试点我国已经开始全面实施。实施劳动保障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但是目前在实施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发展失调、制度不完善、管理上也存在不足。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劳动保障法律顾问制度要均衡发展,对劳动保障法律顾问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保障法律顾问工作者权益等建议。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三个基本问题

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来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必须科学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概念内涵与时代挑战,克服片面理解;必须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按照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来正确认识政党制度与制度功能,克服传统的统战视角的认识局限;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来规范政党制度,实现政党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目标,也是加强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要正确认识民主与法治的历史性、具体性,正确认识"政治意义上的法治"与"法律意义上的法治"的不同内涵,避免在政党制度问题上的"法律绝对化"倾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修复程度和制度实施效果,因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理模式选择及其法律制度构建在当下环境法治中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监管主要面临着资金的归属对象各异、管理模式不一、监督机制匮乏、支出程序混乱和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相比较于“设立专项账户”“纳入地方财政”两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模式,“设立专门基金”的管理模式具有更为显著的制度优势。结合我国国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法律制度建构应当从完善上位法依据、创新资金支持渠道、丰富基金组建模式、构建分权管理的基金监督体制四个层面逐步展开。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化是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法规,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原则要求;“四善于”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具体要求和检验标准;推进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

论法治改革的底层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

基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关于“法治改革”的各项规定和要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全面和系统地剖析《决定》所规定的“法治改革”背后的底层逻辑,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意味着法治首先要“现代化”,才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此同时,“法治改革”的制度目标就是要通过“法治各环节改革”与“法治各领域改革”,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合宪性”。本文的学术观点为正确地把握“法治改革”的各项政策要求提供了一种法理上的方法论的支持。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讨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但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并不具有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化意义,精英参与体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且,面对多元社会的政治权利诉求,政治体制一直通过加强精英参与体制和经济增长来缓解和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对现行体制合法性所造成的压力,把政治参与诉求管控在以往动员式参与的组织动员水平上。然而,政治参与的广度或范围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制度变革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征地拆迁视野下的新农村发展——以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为例

该文介绍了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征地拆迁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征地拆迁发展操作层面得出相应启示,并结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等多个层面作了思考。

优化辽宁营商环境的经济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营商环境的优化和稳定关系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关于规范营商环境建设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2017年2月正式实施,从目前条例实施情况来看,还存在如何加强诚信政府建设、进一步简化企业投资审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清理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行为、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经济法律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为促进辽宁经济腾飞服务。

优化新疆巴州地区营商环境的经济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得到改善,不断优化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巴州地区逐渐认识到营商环境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借助地方特色和优势来优化这种营商环境,先后实施了相应的配套方案,不断改善整体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但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仍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存在很多经济法律问题,所以需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条例,为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变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