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活动中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与实践图式——以立法法修改为例

立法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攸关一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民众福祉,在实践中应当重点关注其中蕴含的制度理性。2023年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可以作为最佳例证。立足于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角度,其主要体现为立法者日益重视立法体系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关注立法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发挥立法活动的实效性与建构性。然而,立法活动的制度理性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规范文本,应当将其置于鲜活生动的实践图式之中。据此,从实现制度理性的目的出发,立法活动应当充分结合本土制度实践,准确把握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的“不抵触”判断标准,在既有的规范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和备案审查衔接联动工作机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质性地促成立法与改革之间关系的平衡与优化。因此,立法活动所欲实现的制度理性既非单一向度,亦非朝夕之功,而是不断流转往返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终经由规范与实践的良性交互而达至二者的有机统合。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理性及行为逻辑:合法性视角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学界一直是分歧多于应有的共识,主要原因是基于效率视角的经济理性分析主导着话语权,却过于注重技术环境和效率机制,而忽视了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制度理性分析,忽视了制度环境和合法性机制。为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逻辑,文章首先反思经济理性,并从新视角——合法性视角突出制度理性,指出制度理性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逻辑的起点。接着,按"制度环境—制度压力—企业行为"逻辑,着重分析了制度环境和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合法性机制模型,其核心观点是制度环境对企业产生制度压力,通过规制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导致企业行为。最后,得出结论及其启示。

农民的行动策略与政府的制度理性--对我国征地拆迁中“闹大”现象的分析

当前征地拆迁中各种形式的"闹大"已构成我国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困境。在当前压力型体制、官僚制和征地拆迁体制的约束下,农户只有将事情闹得足够大、足够有影响,才能推动其具体的诉求和问题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成为政府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农户的"闹大"行为更多的是政策表达性的,而非政治对抗性,应疏通社会问题导入政策议程的渠道,建立和规范民主化的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保障农民的表达权利和机会。

健康中国战略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理性、供需困境与路径选择

老龄化进程加快,使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较大挑战,同时也为长期照护保险的建立带来了新契机,成为一种理性的制度选择。尤其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加强长期照护服务供给和保险建设不仅能有效分散疾病经济风险,也有利于改善国民健康福利。从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理性入手,分析了政策演进中的供需困境以及悖论,并在制度价值目标指导下提出了我国长期照护保险的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

完善区域纵向医联体建设的思考——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区域纵向医联体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该制度的出台源于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金字塔"型架构与医疗资源配置和患者就医的"倒金字塔"型现状的矛盾。但受旧有医疗卫生体制的惯性、配套政策滞后、患者认同度低等因素的影响,医联体建设仍面临着诸多瓶颈。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的分析发现,医联体制度的行动舞台呈现与医联体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偏差。需要构建长效治理机制重构行动舞台,才能实现医联体制度的建设初衷。

医患关系的模式考量、伦理分析和制度理性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体制转型时期,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和再组合,医疗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想取得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必须客观公正和辨证地评价医患关系。现有医患关系是良莠并存、错综复杂的矛盾体。利用医患关系模型对医患关系作了技术层面的分析,从伦理学的视角剖析了医患关系的内在本质,分析了两种不和谐医患关系的表现和产生机理,结合"新医改"探索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制度理性。

制度理性、社会质量与优良诚信伦理文化的实践——价值共契#1#基于现代公序良俗社会之卓越治理的理念与逻辑

诚信是优良伦理文化的价值本体。一个精神生活风气淳朴、健全和优良的现代公共性社会,一定是以普遍意义上的诚信伦理信念成为社会道德主体之共识和主导性规制为标识的。后发现代性社会,面对因日益明显的社会领域由合一到分化的现实,诚信伦理文化建设的理论反思和当代建构努力,基于对血亲、宗法为本位的传统"熟人社会"道德情境(封闭、私人性和狭隘排外性)之理智分析、评判和超越,吁求自由、自主、开放性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以及规范的市场经济之合作、互惠、利他等新的道德价值信念的出场。其努力所指,在于强调"社会质量"理论视角的有效介入,尝试借鉴并运用现代社会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和方法,秉承以治理和善治求取最佳态的诚信伦理文化实践的信念,藉此渐进性而后实质性地从根本上改变"诚信的人与不诚信的社会"之悖谬性现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基于制度理性的视角

近代以来,人类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从制度理性视角看,就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性化过程。制度理性化在不同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和制度表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造出制度理性化的全新实践形式,它具体表现为权威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系统化、特色化和效能化七个方面;而我们独具的历史——社会——文化逻辑决定了我国制度理性化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它们构成了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国方案。

论行政长官普选时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法律依据和制度理性

香港社会在讨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时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是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机制。《香港基本法》第45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的决定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时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应当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提名委员会提名应当遵循"民主程序"三个核心要素。香港社会一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提名委员会,乃在于没有认识到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制度理性。只有回到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上来,充分认识提名委员会提名机制的制度理性,珍惜和维护提名委员会的制度共识和制度进步的路径依赖,才是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唯一可行之道。

制度理性:政府公共治理的价值源起

政府公共治理实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的平衡,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平衡需要制度来规范。公共治理的制度理性应当是以维护第三部门的利益为基点。公共治理的失序,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制度的非理性。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将有助于政府公共治理价值的实现。

论《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制度理性的考量

《行政诉讼法》自制定之日起,其修改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学者们在思考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大多疏漏了从制度理性的角度去考量,这个疏漏对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我们认为,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制度理性的考量应围绕下列方面展开: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精神的体现、确立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地位、衔接行政诉讼的制度基础、处置行政诉讼的制度元素。

从“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我国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进行研究。主要结论: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总体范式是"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竞技体育价值回转结构是从"政府主导"到"社会主导";竞技体育价值回转的保障是依法治国与简政放权。

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的制度理性与现实选择

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是分散健康财务风险、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待遇一致性的重要措施。本文从制度理性视角阐释了我国建立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基于对国内区域性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地方试点的考察,分析了制度实践的初步成效与现实困境。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评估了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制度构建的目标原则,提出了职工医保风险调剂金和综合医保风险调剂金两种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并进行了初步测算。立足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与医保改革大方向,基于财政筹资、覆盖全民的综合型国家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更能体现公平性,应成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前,应积极做好构建国家风险调剂金制度的充分准备,推进其向着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上)

人类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即是平衡主体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所谓正义或者公正,正是对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正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形态:(1)奠立于古代"自然法"基础上的古希腊的理性"正义论";(2)奠立于基督教神学教义基础之上的中世纪"神学正义观";(3)奠立于社会"公意"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契约正义观";(4)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的"权利正义观";(5)奠立于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正义观";(6)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以及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

制度理性: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治理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具有制度理性。在公共治理的主体中,尽管其他组织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现阶段社会不和谐,从治理的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非理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选择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

制度理性与和谐社会的重构

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通过改革建立确保社会和谐的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征可以称为制度理性,其要求是:立足现实,突破陈规,面向未来;个人、集体、组织与社会互惠互利,充分兼顾;注重形式和谐,更注重实质和谐;秩序稳定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允许差别、控制分化又利用差别和分化;倡导合作与鼓励竞争相结合,实现不同经济和社会区域协调发展。

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制度理性构建的启迪

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平衡主义”为当代中国制度理性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迪。

制度理性—政治实践:社会治理创新下中国社会保障的定位与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导致民生需求不断升级,城市化、信息化进程加快,社会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重大挑战。社会保障作为公共事务,是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石和重要内容。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契机,可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效度和水平。文章从制度理性和政治实践入手,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属性分析,及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定位,以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