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以纪政 怠礼失政——国家礼仪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论纲

自夏商周以降的传统国家礼仪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元素,一直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在对传统礼制解构与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与创新性地发展传统国家礼仪制度,进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礼仪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礼仪之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之邦”的蜕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国家礼仪制度,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又会促使国家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故从历时性、理论性、实践性三个维度,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来集中回应“如何以国家礼仪制度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正是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一种共同责任及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从馆藏晋侯陪祀车马坑看西周车马形制与礼仪制度

车马在西周时期的贵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车马礼仪也是西周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车马坑陪祀、殉葬遗迹,为研究西周车马形制和礼仪制度提供了翔实的地下史料。文章从晋国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时期出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晋侯稣陪祀车马坑的发掘历程入手,分别详细介绍了车坑、马坑中文物的出土情况,进而以实物对照的形式阐述西周车马的主要形制,并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车马在西周不同礼仪制度类型中的重要作用。

礼出红山:史前第一次礼仪制度的飞跃

“辽宁西部山区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这种三合一的建筑遗址,有点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1986年7月,牛河梁遗址发掘出祭坛之后,《光明日报》刊文称。“坛庙冢”体系无疑是红山文化后期形成国家雏形的重要证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意义重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其概括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陶寺的“制度文明”是怎样形成的

多位学者认为,陶寺的制度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论语》中,孔子对尧的功德无比景仰与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着眼点最终落在尧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上。

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点,这从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行礼的时间和空间等要素中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礼制的繁复程度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巨,它与专制政治、宗法社会结构结合之紧密,都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由之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文明的其他特点。

北周礼仪制度渊源考

北周之礼仪制度虽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主要源于周礼,但是其中还参用汉晋的旧制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依据汉晋制度而制定的礼仪制度,此外还有个别礼仪制度是自创的,这些当与那些外来的士族相关,是由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氏家族以及其他的一些胡人和胡化汉人,进入关陇地区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一些汉文化,同时又受到了其他地区汉族礼仪文化的影响,兼容并蓄之缘由。

古代雅典的城邦与宗教礼仪制度

古代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的不同,其作用不在于提升统治者的权威,而在于促进集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融合。从雅典的情况看,城邦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处处充斥着宗教礼仪制度,城邦通过神庙、圣地构建自己的政治边界,公民通过宗教礼仪制度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得公民身份认同。宗教礼仪制度强化了城邦的统治方式,构建了城邦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从而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城邦的政治走向。

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宾道”观念

宾主式行礼模式大量存在于周代礼仪制度中。以宾主式的分庭抗礼代替君臣式的上下尊卑,揭示出前中央集权时代,君臣关系并不如后世般的等级森严。为君者自立为主,尊臣为宾;为臣者升格为宾,以道自重。君臣之间共同推崇的这种主宾式的行礼观念即"宾道"。"宾道"在礼仪中是通过主人与宾客的面向与位次来表现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为君者尊宾尚贤,为宾者以道自任,用宾客的身份进行"宾谏"。对"宾道"观念的揭示,为思考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析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中蕴含的礼仪制度和文化

《皇黎一统志》作为越南汉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且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也是记载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文化在越南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料,对研究古代越南与中国文化上的关联有较高价值。

清朝天子车马礼仪制度初探

清朝天子车马礼仪制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首先它与天子的卤簿概念类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卤簿。天子的车马礼仪制度中车舆制度是中心，即围绕天子出行的车驾制定的一系列制度，而天子的卤簿除车舆外更多地侧重于天子出行的仪卫、仪仗、器物等。清朝天子车马礼仪制度是不断演变的，到乾隆朝发展得最为完备。

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礼仪制度建设──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思想给我们的启迪

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精神文明建设也要重在制度建设，要把礼仪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主义礼仪制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重大的社会作用；礼仪制度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具象性、简易性、实践性等待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操作机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遗产，坚持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时代性、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逐步建立一套具有国家权威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主义礼仪制度，使党的十四届大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落到实处。

从战国竹书探讨礼仪制度及儒家礼学思想

竹简和帛书曾经是我国历史上较为普遍的书籍形式,是文化保存载体和传播媒介。然而伴随着王朝的更迭兴废,大量竹书都被长久地埋藏于地下。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事业的兴盛与蓬勃发展,使得战国竹书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些战国竹书详尽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展现了灿烂恢宏的先秦文明。

社会主义礼仪制度与中小学礼仪教育

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凸显。在此大背景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历史演进与伦理价值

中国在五千年文明赓续传承中因高度发达的礼仪文化而被誉为“礼仪之邦”,在近代以来的道德转型历史进程中,传统礼仪发生巨大变革。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礼仪制度在塑造伦理认同、推动思想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道德建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科学指引,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扬弃”了封建礼仪糟粕,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推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的文化气质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成型的。在政治上，它以“敬德”和“贵民”思想对统治者产生一种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在伦理上，它把“孝亲”和“尊老”作为强化社会秩序的基点和手段；在礼乐方面，它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寓教于乐的文化模式；在宗教方面，则又反映出一种尊天事祖的神秘特征。所有这一切正是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之文化气质的深厚而充分的体现。

中国传统礼仪服饰与礼仪服饰制度

礼仪服饰在古代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角色的外显符号形式,人们通过礼仪服饰可以看出礼仪的性质和其与礼仪的关系。文章通过探讨中国传统礼仪服饰的产生时间与在形成过程中确定的五大类礼仪服饰,来梳理礼仪服饰制度存在的意义,以及礼仪服饰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分流成上层社会的礼仪服饰和下层社会的礼俗服饰,归纳出传统礼仪服饰的五个主要特性,即专用性、阶级性、层次性、男权性和趋同性。

礼仪制度视角下的蒙古族女性头饰色彩等级研究

蒙古族女性头饰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既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与实用价值,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以部落分类的女性首饰种类繁多样式各异,是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独特文化。本文通过蒙古族发展的文化脉络、宗教影响以及地域分割形成的部落特色,研究与构建礼仪制度视角下的蒙古族女性头饰色彩等级,并整理出蒙古族女性头饰中色彩的审美取向与颜色爱好。

乾隆时期宫廷的车马礼仪制度（上）

中国古代，宫廷是全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所在，宫廷的车马礼仪以天子为中心，同时也包括了皇后等后宫妃子及各皇子公主的车马礼仪。本文车马礼仪的概念也包括两部分：一是宫廷车舆的具体形制及其不同等级的差别，即宫廷的车马是什么，有什么；二是除车舆以外的仪卫和仪仗以及出现的场合。因清一代，从顺治到清亡，宫廷的车马礼仪演变也很大，乾隆朝的各种礼制是清朝的鼎盛时期，选取乾隆时期宫廷的车马礼仪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望展示清代宫廷生活中关于行的最大横截面。

浅议我军礼仪制度在军事法律文化中的体现

一、师出以律一一军队礼仪制度在军事法律文化中的历史渊源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我国传统礼仪自成体系，是人们生活交往的基本方式。历代统治阶级都推崇“礼治”，礼仪也成为他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军队礼仪早在古代社会就有所体现，出征、祭祀、誓师动员、勒功、振旅、刑赏、授权仪式等等都是军队的重要礼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古代军队里的授权仪式这一象征性活动，赋予了重大意义：“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

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