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法理逻辑及其制度结果——从“王税”“官课”成为赋税制度基本形态谈起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税制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法理基础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税制以财产私有为法权基础,最后发展出平民通过代议制而控制国家税收的宪政政体;而中国“秦制”以后赋役制度的基础在于,皇权是一切“子民”人身和财产的最终所有者、支配者。这个法理不仅导致了中国皇权社会在制度方向上与欧洲的迥异,而且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中国制度形态的一系列重要特点。

边界与弹性: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逻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强化制度层面的认知与执行的双向路径,这正好切合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关于制度研究主要关注的两个维度,一是属认知的制度分析、二是属实践的制度变迁。故此,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依循制度“认知-执行”双向路径对应的“边界-弹性”的双层逻辑框架。认知层上,通过制度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认知要基于边界逻辑,即执行主体要理清制度价值层面的“多元”价值边界、主体层面的“规范”权责边界、技术层面的“有限”技术边界,以塑造对制度的理性认知;实践层上,通过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执行要基于弹性逻辑,即在制度执行前秉持弹性理念、执行中开展弹性实践以及执行后进行弹性评价,以促使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充分落地。

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军队制度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正确地认知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是科学地建构军队制度审计制度的基础。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提出一个军队制度审计的理论框架。文章分析的军队制度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军队制度审计本质、军队制度审计需求、军队制度审计客体、军队制度审计主体、军队制度审计内容、军队制度审计目标、军队制度审计方法、军队制度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不仅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更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荣誉制度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重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规范体系,其以法治为基础,通过特定的生成逻辑和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推进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部署安排,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坚持宪法精神,以构建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为重点,推进国家荣誉的评选、授予、管理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基于AquaCrop模型的水稻多目标灌溉制度优化研究

【目的】优化现有水稻灌溉制度,节约灌溉用水量,减少稻田氮磷流失量以降低面源污染风险。【方法】构建了基于AquaCrop模型和NSGA-Ⅱ算法的水稻灌溉制度模拟优化模型,利用水稻田间试验数据,开展以产量最大、氮磷流失量最小、灌水次数最少的3种目标组合(产量-氮磷流失量(Y-TNP)、产量-灌水次数(Y-N)、产量-氮磷流失量-灌水次数(Y-TNP-N))下的灌溉制度优化模型研究,提出适应不同生育期降水年型的稳产-控污-提效灌溉制度。【结果】(1)与常规灌溉相比,Y-TNP灌溉制度优化水稻产量下降2.14%,氮磷流失量减少23.09%;Y-N灌溉制度优化水稻产量下降1.76%,灌水次数减少53%;Y-TNP-N灌溉制度优化水稻产量下降2.64%,氮磷流失量减少22.83%,灌水次数减少2次。(2)不同典型年以Y-TNP-N为目标优化的稳产-控污-提效灌溉制度水稻产量介于7.74~7.78 t/hm^(2),同时大幅度减少灌水量进而降低氮磷流失量。【结论】AquaCrop模型可模拟试验区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本文构建的模拟-优化耦合模型可用于优化不同生育期降水年型下稳产-控污-提效的灌溉制度。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共享式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四维统筹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

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实质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享式发展,其实现依赖于完善的制度设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具有“规则体系社会嵌入”“向下因果关系重构”和“集体稳定性获益”的制度需求。从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产教融合、区域发展四个方面,统筹设计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包括“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的衔接制度、“职普互通—协调发展”的等值转换制度、“畅通互嵌—长效协同”的自组织制度体系以及“城市群—乡村振兴”融合对接的战略格局。推进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实施,亟待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探索职普协调育人模式;发挥企业双重主体作用,创新产教融合合作机制;以“双高”院校辐射涉农职校,协同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改进NSGA-Ⅱ算法的间歇采油制度优化

对于低渗透率油井,采用间歇采油制度能有效避免空抽磨损,并减少电能消耗量。为此通过分析沉没度和地层流压随抽油机井生产时间变化的规律,从系统节能的角度出发,建立以采油总产量最大、能耗最低为目标的间歇采油制度多目标优化模型。引入NSGA-Ⅱ并改进该算法对间歇采油制度多目标优化模型求解,运用改进算法得到的Pareto最优解的多样性和收敛性,合理优化抽油机的最优停机时间,最大效率地提升采油效率的同时,最小化电能消耗量。试验结果表明,基于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的间歇采油机制优化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优化系统效率的同时能够有效减少电能消耗。研究结果可为油井间歇采油机制的改进和优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新时代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坚持育人为本,着力完善规则,强化综合改革,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积极稳妥推动高考改革。十年来,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今后一段时期,要坚定改革方向,保持改革韧劲,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构建与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的制度影响及建构策略

城市制度是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也是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不可回避的因素。经过调查发现,制度体系、制度体验、制度成效及制度对新移民权益保障程度等因素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制度的作用机制表明,加强城市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建设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意识、保障制度执行资源、遵循制度执行机制以提升制度效力,完善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文化参与引导机制、文化创造促进机制以保障新移民文化权益等,是推进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何以变迁——一个多元动力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演变脉络的审视,可以发现整体性分析制度变迁动力是正确把握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提炼出环境与观念、法治与权力结构、关键节点与行动者、制度稳定与变革循环等主要因素,以建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分析框架,由此发现:环境与理念变化综合性驱动制度变迁,宏观法制与权力结构变化主导性驱动制度变迁,历史关键节点及行动者选择变化加速性驱动制度变迁,制度稳定与变革变化则循环性驱动制度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动力变量遵循各自的制度逻辑展开互动,共同推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