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自身的“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以城市建设为其实施的前提条件。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征收、征用制度实施的法定前提条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因“城市建设”的内涵远比“公共利益的需要”宽泛 ,致使拆迁制度与宪法相抵触 ,成为一个违宪的制度。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它面临改变与撤销这两种可能的归属。事实上 ,拆迁制度将不能合流的不同法律关系强行撮合在一起 ,这就决定了拆迁制度的归属只能是撤销 ,而不能是改变。相应的法律变革思路应当是 ,遵循不同性质法律关系的指引 。

存款保险制度自身缺陷及完善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金融保障制度,在对银行存款提供保护和对危机银行进行救助的同时会激化全面的道德风险并导致逆向淘汰,这是存款保险制度自身缺陷所在。本文通过对存款者的道德风险、银行管理层道德风险和逆淘汰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按比例有限额赔偿、差异费率等相应完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缺陷,从而使存款保险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职代会制度自身改革和完善若干问题的思考

改革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职代会闭会期间的工作问题 ;职代会与现代企业制度对接问题 ;职代会代表结构问题 ;职代会的表决方式及提案处理问题 ;职代会与厂务公开的关系问题。

对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自身改革问题的几点建议

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就关于对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自身改革问题浅谈几点建议。

边界与弹性: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逻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强化制度层面的认知与执行的双向路径,这正好切合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关于制度研究主要关注的两个维度,一是属认知的制度分析、二是属实践的制度变迁。故此,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依循制度“认知-执行”双向路径对应的“边界-弹性”的双层逻辑框架。认知层上,通过制度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认知要基于边界逻辑,即执行主体要理清制度价值层面的“多元”价值边界、主体层面的“规范”权责边界、技术层面的“有限”技术边界,以塑造对制度的理性认知;实践层上,通过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执行要基于弹性逻辑,即在制度执行前秉持弹性理念、执行中开展弹性实践以及执行后进行弹性评价,以促使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充分落地。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军队制度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正确地认知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是科学地建构军队制度审计制度的基础。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提出一个军队制度审计的理论框架。文章分析的军队制度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军队制度审计本质、军队制度审计需求、军队制度审计客体、军队制度审计主体、军队制度审计内容、军队制度审计目标、军队制度审计方法、军队制度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不仅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更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荣誉制度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重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规范体系,其以法治为基础,通过特定的生成逻辑和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推进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部署安排,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坚持宪法精神,以构建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为重点,推进国家荣誉的评选、授予、管理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的优势、困境与改革方略

农村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其变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百姓福祉和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基础性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适,对不同阶段主要发展任务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五大独特优势,分别是能够在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能够以释放土地财产收益为抓手夯实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能够以赓续农耕文明、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以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工程、发展生态农业、防治耕地污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路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能够以支撑内生型发展模式为手段保证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困境,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着力加强农村土地的粮食安全保障、财产性收益提升、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秩序稳定功能。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奋斗历程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是党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向发力,通过加强目标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构建各要素有效衔接、协调联动的有机制度集成体,有效保障制度规范的高质量执行和科学实施,以制度建设保障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落实落细,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制度困境及实现策略

文化课教师是发展青少年体育的责任主体之一,其赋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天然使命和资源禀赋。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法规的整体推动、整体健康观念引领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借鉴国外有益实践的积极行动,这些都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体育发展对文化课教师的强烈需求。然而,正式制度建设与更新滞后,难以保障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切实权益;非正式制度建设效力低微,不足以催发文化课教师的内在动力。据此,研究提出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推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以学科文化涵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共育校园体育文化,形成非正式学习空间内师生共在的课外体育制度;优化学校教育与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建立多元主体共同育人长效机制;祛除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及行为,躬行体育化、生活化的教书育人实践。

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的机制完善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法教义学的理论供给缺位、司法解释的抽象性、新兴的疑难案件和传统的边缘案件都可能给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阻碍,而案例指导制度对这些阻碍因素均有化解作用。指导性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所建议的处理方案的优越性,不应赋予其强制效力。为实现该制度的应然的功能定位,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翔实的说理。此外,还应当以“统一法律适用”为准绳,优化当前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制度与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党政关系

政党是民主实践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领导核心。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顺各类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对党政关系的分析需要从制度和过程的分析范式切入,运用总体性的观点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构建及其制度优势进行理论剖析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的党政关系既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