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制度调解与政治想象——“非正常上访“为何成为一种选择?

提出利益、制度调解和政治想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非正常上访”的生发机制,这三个变量正好对应着“非正常上访”发生和演进的三个场域,即民众日常生活场域、地方政府权力场域和权力中心场域。民众日常生活场域是信访相关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原始场所,也是信访的起点。这些纠纷和冲突随后输入到地方政府的权力场域中,由基层政府负责化解。当基层政府的制度调解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信访人对调解结果不满意时,信访人往往由于对上级政治权威抱有政治想象,试图越过基层政府将其诉求输入到更高级政治系统乃至最高权力中心。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着互动,且不同场域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非正常上访”正是产生于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

人民调解制度:溯源、时代内涵及发展要义

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所呈现官僚体系与乡村自治二元分立的格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调解制度。近现代以来,人民调解作为定分止争的重要手段,在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丰富。本文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溯源,结合当下时代特征探讨其内涵,展望其未来发展之要义,体现人民调解制度历久弥新之特点,也是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的本来含义。

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

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适用有三个理论阶段:完全否认的“公权力不可处分说”、模糊适用的“复议可以调解说”、立法确认为基础的“肯定适用说”。调解制度可以运用于行政复议制度关键在于二者功能的契合,包括权利救济功能、解决争议功能、监督行政功能。实践中,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包括调解职能范围不当扩张、调解程序不健全、调解书效力不明确等。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可以通过严格限制扩张职能范围、统一调解的程序性规定、明确复议调解书的效力、完善行政复议调解监督制度等方法得到改善,以达到行政复议制度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构建研究——基于1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13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取职业类型、法律依据、维权方式和调解结果四个维度的特征信息,发现调解制度建设需求聚焦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和加班薪酬三个层面。基于此,建议完善法律政策以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落实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复合思路助力加班事实认定。

韩国调解制度的现状及评价

一、韩国调解制度概要随着世界范围内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商事纠纷变得复杂多样且更具专业性,其解决方案也越来越多样化。传统上,各国普遍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解决这些纠纷。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适用难点与应对建议

在近年来我国的医疗纠纷发生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在纠纷之中,医患双方经常会受到各种损害。因此在医疗纠纷发生之后,怎样和平有效的处理就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政府部门已经制定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利用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综合性的讨论与分析,首先阐述了医疗纠纷的界定,其次列举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探讨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适用,最后提供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难点的应对建议。希望针对有关内容的探讨,能够使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中国近年来建立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其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的商事调解制度相比,在调解类型与调解独立性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对中国建立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国际商事法庭运作机制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依据多边主义、私法自治、区别对待原则的指引,加快商事调解法的制定,建立对调解人的约束制度,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国内商事纠纷暂时可适用“双轨制”调解模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商事调解独立性改革,从而促使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接轨,为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鄱阳湖区传统渔业纠纷调解制度研究述评

鄱阳湖渔业文化是赣鄱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基因。2021年起,鄱阳湖流域实施全面禁渔,由此,搜集整理和研究鄱阳湖区传统渔业纠纷调解制度文献资料是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梳理和探析鄱阳湖区传统渔业纠纷调解制度学术史及其相关理论,有利于厘清学术研究相关边界和概念,有利于拓展学界研究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有利于丰富学界研究方法论和资料库,同时,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及其制度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放射科医患纠纷的第三方调解制度分析

放射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其医患纠纷发生率较高,本文从医方、患方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放射科医患纠纷发生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等三种传统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局限性,突出了第三方调解制度在解决放射科医患纠纷方面的优势,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促进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医患纠纷解决中的应用。通过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调解制度来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提高医院综合能力,有望成为解决放射科医患纠纷的最佳途径。

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公约之一,《新加坡调解公约》致力于建构起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区域执行机制,进而推动国际商业经贸快速且稳定的发展。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之一及第一批签署国,公约不仅体现出“中国智慧”,还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能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商贸结构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际间争端解决的话语权。当然,各界对于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否过早有所顾虑,提出我国商事调解与公约的衔接条是否充分,司法权威将受到虚假调解的冲击,法院执行的压力太大等质疑。因此,在我国正式批准公约前,需要在制定并完善商事调解的相关法律,维护商事调解市场的运行,保障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使《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精准衔接。

域外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分析

我国目前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可以概括为“仲裁前置”和“裁调合一”,在裁调合一的模式下,由于仲裁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实际衔接不顺畅,导致调解制度实质上并未发挥自身之优势。结合美国劳动仲裁调解制度、德国劳动法院制度、法国内设劳动法庭制度和日本劳动委员会制度的对比分析,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乃至尝试建构专门劳动法院模式,将有利于实现“裁、调、审”分离,形成符合我国劳动争议解决需要的劳动法院和调解工作模式。

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生效之后,在公约范围之内的调解协议将获得强制执行效力和终局效力,这对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弊端具有补充作用。而我国要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需要从我国商事调解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商事调解制度。要完成上述目标,前提是理清公约规定内容与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国内法相关规定所存在的差异,从这些冲突点入手才能进行针对性调整。为公约内容在我国能够更加顺利地融入对接,推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构建完善国内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个人和机构调解并重的调解模式,确立公共政策构建和第三人救济执行审查法律法规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之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直接赋予和解协议执行效力,弥补了和解协议执行难的弊端,大大提高了调解程序在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也为资源紧张的诉讼、仲裁程序分流减压。我国目前尚无商事调解之法律法规,故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设立事调解规则与执行审查机制是立法之良策。商事调解制度的建立可使得我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更加多元化。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探析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意见进入了司法工作中,“调审分离”越来越成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节工作改革的趋势。在实践中,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存在着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专职调解员人数不足、人员年龄老化和管理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结合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制度层面、人员层面、管理考核机制层面、程序对接设计层面进行补足。

杨秀峰 人民调解制度的开拓者

杨秀峰(1897年一1983年),出生于直隶省迁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中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得到国际上的极力赞誉,被称之为“东方经验”、“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支持,继承了中国古代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目前已形成了遍布全国城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体系,并在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首先必须保持人民调解的民族特色,认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强化功能,健全组织,提高调解人员水平,并需要进一步解决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制订人民调解法。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护公民及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已经得到认可;调解制度以其高效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体现了时代、效益和秩序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原告对环境公益的处分权。依"有限调解"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公益诉讼的特征十分必要。

浅论证券纠纷调解法律制度

高效、公正地解决证券纠纷,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证券市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调解已成为灵活迅速化解证券纠纷的重要途径。证券监管部门通常设有专门机构,为投资者和证券经营机构提供调解服务。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并已在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立法和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果。但由于制度、机制等原因,目前调解在证券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仍然较为有限。为加强对证券专业调解制度的研究,促进我国多元化证券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建立,本文在对境外证券纠纷调解制度的组织机构、基本原则、程序设置、调解效力、服务收费等方面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证券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构想,建议由证券监管部门主导建立基本工作机制和平台,采取自愿管辖与强制管辖相结合的调解启动方式,建立专业的调解员队伍,摒弃除诉讼调解外调解无强制执行力的观念,明确调解协议或裁定的执行效力,使调解在证券纠纷解决领域发扬光大。

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医疗纠纷调解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应广泛借鉴国外一些富有成效的经验,并结合国内具体情况进行大胆探索,致力于完善和发展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及法院调解,逐步实现调解的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