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制度调解与政治想象——“非正常上访“为何成为一种选择?

提出利益、制度调解和政治想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非正常上访”的生发机制,这三个变量正好对应着“非正常上访”发生和演进的三个场域,即民众日常生活场域、地方政府权力场域和权力中心场域。民众日常生活场域是信访相关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原始场所,也是信访的起点。这些纠纷和冲突随后输入到地方政府的权力场域中,由基层政府负责化解。当基层政府的制度调解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信访人对调解结果不满意时,信访人往往由于对上级政治权威抱有政治想象,试图越过基层政府将其诉求输入到更高级政治系统乃至最高权力中心。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着互动,且不同场域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非正常上访”正是产生于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

人民调解制度:溯源、时代内涵及发展要义

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所呈现官僚体系与乡村自治二元分立的格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调解制度。近现代以来,人民调解作为定分止争的重要手段,在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丰富。本文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溯源,结合当下时代特征探讨其内涵,展望其未来发展之要义,体现人民调解制度历久弥新之特点,也是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的本来含义。

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

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适用有三个理论阶段:完全否认的“公权力不可处分说”、模糊适用的“复议可以调解说”、立法确认为基础的“肯定适用说”。调解制度可以运用于行政复议制度关键在于二者功能的契合,包括权利救济功能、解决争议功能、监督行政功能。实践中,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包括调解职能范围不当扩张、调解程序不健全、调解书效力不明确等。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可以通过严格限制扩张职能范围、统一调解的程序性规定、明确复议调解书的效力、完善行政复议调解监督制度等方法得到改善,以达到行政复议制度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构建研究——基于1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13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取职业类型、法律依据、维权方式和调解结果四个维度的特征信息,发现调解制度建设需求聚焦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和加班薪酬三个层面。基于此,建议完善法律政策以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落实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复合思路助力加班事实认定。

韩国调解制度的现状及评价

一、韩国调解制度概要随着世界范围内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商事纠纷变得复杂多样且更具专业性,其解决方案也越来越多样化。传统上,各国普遍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解决这些纠纷。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

依据调解主体的不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可以分为群众自己主持的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和法庭调解四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结构、群众思想意识、司法路线发生了极大转变。因此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发展出了调解形式平等化、调解依据法制化、调解与审判关系科学化的特点。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高校学生调解员制度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范例,其核心方法论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高校作为人员密集的高等教育场所,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力量,激发青年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提升的积极性,有助于推动学生纠纷的顺利解决,为构建平安校园奠定基础。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入高校校园矛盾纠纷调解,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经过系统培训的学生调解员,在合理的调解机制下,能够有效解决校园矛盾纠纷。同时,学生调解员制度不仅是价值引领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还能培养学生群体共建平安校园的意识,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适用难点与应对建议

在近年来我国的医疗纠纷发生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在纠纷之中,医患双方经常会受到各种损害。因此在医疗纠纷发生之后,怎样和平有效的处理就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政府部门已经制定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利用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综合性的讨论与分析,首先阐述了医疗纠纷的界定,其次列举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探讨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适用,最后提供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难点的应对建议。希望针对有关内容的探讨,能够使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治安调解制度在家暴类案件中适用的理论基础及其法律效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对于矛盾纠纷,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制度自建立以来,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对于民间纠纷的化解,治安调解制度应该积极释放其效能。

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得到国际上的极力赞誉,被称之为“东方经验”、“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支持,继承了中国古代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目前已形成了遍布全国城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体系,并在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首先必须保持人民调解的民族特色,认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强化功能,健全组织,提高调解人员水平,并需要进一步解决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制订人民调解法。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护公民及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已经得到认可;调解制度以其高效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体现了时代、效益和秩序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原告对环境公益的处分权。依"有限调解"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公益诉讼的特征十分必要。

浅论证券纠纷调解法律制度

高效、公正地解决证券纠纷,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证券市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调解已成为灵活迅速化解证券纠纷的重要途径。证券监管部门通常设有专门机构,为投资者和证券经营机构提供调解服务。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并已在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立法和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果。但由于制度、机制等原因,目前调解在证券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仍然较为有限。为加强对证券专业调解制度的研究,促进我国多元化证券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建立,本文在对境外证券纠纷调解制度的组织机构、基本原则、程序设置、调解效力、服务收费等方面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证券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构想,建议由证券监管部门主导建立基本工作机制和平台,采取自愿管辖与强制管辖相结合的调解启动方式,建立专业的调解员队伍,摒弃除诉讼调解外调解无强制执行力的观念,明确调解协议或裁定的执行效力,使调解在证券纠纷解决领域发扬光大。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医疗纠纷调解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应广泛借鉴国外一些富有成效的经验,并结合国内具体情况进行大胆探索,致力于完善和发展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及法院调解,逐步实现调解的司法化。

论人民调解制度价值的渊源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但其最核心的价值莫过于社会和谐。此种通过人民调解排解纠纷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实践做法与制度安排,原本与西方国家旨在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排解纠纷的法治理念有着实质上的冲突。那么,此种制度缘何在中国得以确立?它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何在当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民调解制度价值渊源的认识和探讨。其实,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且有其深刻的现代法治渊源和社会现实渊源。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现代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此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法律需求和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但是,建立机制本身只是手段,制度的完善和政策、法律的疏导来实现机制的顺畅运作并最终实现纠纷的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才是建立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法院调解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盲目的摒弃,而是要深入地研究,努力使我们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及其程序保障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其对司法改革需求的有用性,决定其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与之对应,以调解原则和调解模式为核心的程序建构,是实现法院调解价值目标的程序保障。重新思考并准确定位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是当前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关键所在。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无讼的价值取向与调解制度的法律传统

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存在调解制度。在其后的封建社会,调解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更受国家与社会的青睐,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要形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调解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