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中国官员问责亟待走向“制度问责”

“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复生感到欣喜。

国际体育组织问责的制度性困境与纾困之道: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探讨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问责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以提出有效的纾困策略。研究发现,国际体育组织普遍存在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决策黑箱、权力失衡、社会忽视和惩罚不当,反映了组织行为的偏差与环境不协调,亟待综合优化现有问责制度。研究强调,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实现权力的均衡分配是构建一个高效问责机制的基石,这对于维护公众信任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至关重要。此外,确立清晰的道德准则、积极回应社会期望以及加强法律框架,对于强化问责机制的有效性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此,具体策略:首先,确立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作为问责制度的核心;其次,推动权力分配的均衡,作为问责制度的先决条件;再次,强化组织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作为问责制度的支撑;最后,完善惩罚机制,作为问责制度的保障。

党内问责制度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观念与效能——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的考察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政治自觉运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党内问责制度作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依托。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考察视角,能够为党内问责制度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新的分析理论与分析视角。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观念与制度的二元维度,可以明确党内问责制度以责任性、监督性与人民性为观念基础,与党的自我革命观念契合、融合贯通。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析制度效能的三维框架,可以有效评估党内问责制度在制度、制度相关人以及环境三维层面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效能发挥,并在此基础上于三维分析框架中提出优化方案,以此释放党内问责制度效能,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与国有企业并购质量

以分阶段实施的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从并购角度考察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促使国有企业并购呈现“量降质升”的良好态势,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行为、抑制管理层风险偏好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法治环境薄弱、公司治理水平低和分析师关注少的企业中,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可以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结论证实了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有效性,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观念、组织与规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构建维度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度化建设进程加快。借鉴世界银行对问责制度化层级的界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规律,形成“观念构建—组织构建—规则构建”分析框架,为理解党内问责制度的构建过程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其中,观念构建为问责制度的发展建立价值基础,组织构建形成问责制度运转的支撑主体,规则构建则为问责制度的执行提供法规保证。党内问责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价值基础,逐步廓清了问责的实施主体与具体职责;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核心,形成了专门性的问责法规集群。在强大的资源赋能与高位推动下,党内问责以政治性为首要原则,呈现出集中强势化的发展特征,有效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意识,而其动力则来源于执政党自身建设。

纪律审查与问责制度对纪检系统效能提升的影响研究

纪检系统效能提升对于加强廉政队伍建设、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党内违规违纪、违法犯罪等行为的有力打击。而纪律审查和问责制度作为影响纪检系统效能的重要因素,其工作质量会影响纪检工作成果。基于此,本文简要概述了纪律审查与问责制度的概念,分析其两者对纪检系统效能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指出当前纪律审查与问责工作的不足,提出强化纪律审查与问责工作效果,提升纪检系统效能的有效策略,以为纪检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构建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构建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是解决教育质量问题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一个完善的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除了涵盖教师、学校等教育主体外,还必须包括对于政府的教育质量问责。对于教师的问责、对于学校的问责、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问责三者只有有机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教育问责体系,才能有效推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度探析

问责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保证其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问责制度要求高校解释说明高校的资源利用情况,说明高校履行其责任的状况,高校也通过问责制度试图阻止外部对高校过多的干预,保护学校的自治。高等教育的内部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一方面,通过内部问责制度能够使高校对自身有较清晰的认识,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评估方案和政策,促进学校管理工作的改善,促进高校的学习与改革,体现评估和审查的改进功能。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问责制度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法制缺失、部门沟通不畅、权力制约欠缺、问责程序模糊等制度困境。主要结论:通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问责范围、绩效评估、审计问责等方式,推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问责制度法制化建设;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上形成严格的权力制约机制;通过人民群众参议权、监督权的实现来培育民主的公共体育服务的问责环境。

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问责与容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种重要机制。问责制度的强化在肃清腐败行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员的避责行为,使得地方官员在治理中害怕犯错担责而选择消极退避。如此便和激励改革创新、包容改革失误的容错机制构成了内在张力,具体表现为问责压力下官员的不敢犯错以及容错机制在应用中的不健全。为此,应厘清问责与容错的涵盖范围与制度边界,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容错机制,引入公众参与问责与容错机制,平衡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关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以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党的纪检机构与国家监察机构合署办公为制度载体,所以,它不仅是党的问责制度,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制度。西方国家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问责制,一般也可称为行政问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体政体完全不同,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问责制度。中国问责制度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显著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建立目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情形以及问责形式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实践表明,中国的问责制度具有极高的机关作风和干部队伍整肃效能。坚持和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条件和行政条件的完善和支持。

问责制度、产权变迁与国企改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提出产权并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实施竞争性环境、减轻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这些政策也无法真正提升国企绩效。笔者认为代理成本问题是阻碍国企发展的核心环节,并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激励和监督机制是解决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机制。在解决国企非效率上,因为产权变迁的问责制度都可以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以在代理成本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的统一,而非国内学者所争论的那样对立。最后基于全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在不同特性的产业,产权变迁和问责制度具有各自的优势,是国企改革的两条不同路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部问责制度研究

问责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保证其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美国高等教育通过采用履行问责制度的方法来有效回应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诉求,同时也顺应了高校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高等教育的内部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一个方面,通过内部问责制度使高校对自身有较清晰的认识,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评估方案和政策,促进学校管理工作的改善,促进高校的学习与改革,体现评估和审查的改进功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该大学内部问责制度的实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该大学内部问责制度的内容、实施等进行分析,可以对其内部问责制度有较深入的了解,进而对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度在高校的具体实施有初步的认识。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代西方政府问责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政府问责制度建设的主题是确保政府的民主责任。为此,西方国家形成了多元复合的民主责任机制。我国要在坚持责任政府基本特点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的民主责任机制建设。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问题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问责制度建设的百年进程与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问责制是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要保障,它的建设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百年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体系化基础的奠定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跃迁四个阶段。党的问责制度的百年建设历程,体现了人民立场和义务本位价值取向、制度内涵体系科学演进、动力机制科学运转的内在逻辑,展现了以坚持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为根本、以执政伦理道德追求为旨归、抓“关键少数”为导向和全覆盖监管网络为途径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