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药品带量采购的实践效果与制度隐忧

"4+7"药品带量采购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以来深化医改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新时期深化医改的突破口。正确理解"4+7"药品带量采购的基本内涵和历史渊源,准确把握"4+7"药品带量采购的实践效果和制度隐忧,对有序有效推动"4+7"药品带量采购试点,解决"药价虚高"和"看病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7"药品带量采购并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制度创新,而是原有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由于试点时间较短,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药品集中采购机制的形成需要时间,"4+7"药品带量采购的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药品的降价与提质方面。"4+7"药品带量采购存在的三大制度隐忧,即患者医药费支出负担和医保基金支出负担不降反增的风险、联采办的道德风险、公立医疗机构虚报药品采购基数问题,这些问题应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所孕育的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模式。其理念产生和植根于其所存在社会的个人本位刑法观、刑事契约观和复合正义刑罚观。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方案。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刑事和解本身的个人本位刑法观与国家本位刑法观之间、去刑化思维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以及复合正义刑罚观与公众的报应正义的刑罚观之间的对立、背离与对抗。而刑事和解在中国情境下将可能出现对人人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的冲击,对加害人、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损害,形成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从而毁灭刑法的公众认同的制度隐患。理性地对待刑事和解制度,应当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

论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之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步人后工业社会时代,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的深土厚壤,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刑罚制度的反思,而以恢复性司法理念构筑的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模式。刑事和解制度所提出的全新刑事司法观念,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指引意义。然而,中国的现实发展水平,导致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与国民的国家本位价值观之间、恢复正义刑罚观与报应正义刑罚观之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在经济基础、社会认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不足以支撑刑事和解的前提下,需要理性对待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