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制度-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挑战与对策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推进基层党建不仅是引导群众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关键,也是筑牢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落实国家政策的必要选择。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与社会化发展是两种可行的路径,但两者之间蕴含着内在的张力。本文将"制度—生活"视角引入农村党建发展中,分析了具有流动性、脱嵌性和需求性特点的复杂乡村生活实践对基层党建提出的挑战,并提出要在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中强化与民情的适应性变动。研究认为,通过在社会化生活中锻造先锋性、在组织开放性中强化整合性、在推进服务性中实现自我发展等方式有助于实现制度化与社会化的融通,不断壮大党的执政根基和社会基础。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G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制度-生活”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湖南省S镇的实地调查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和农村社会文明和谐。本文以“制度-生活”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基于对湖南省S镇的实证研究,分析农民生存理性与制度塑造的博弈,强调制度主体和生活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的必要性,构建以村“两委”为桥梁的有效衔接机制,通过民主协商、能人引领、长效治理等方式推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主体自我完善与发展。

制度-接点-生活:乡村公共性再造的实践逻辑

乡村公共性再造是重塑乡村共同体的关键。文章以X村为研究案例,构建“制度-接点-生活”的分析框架,探讨其公共性再造的实践方式、过程和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性再造在制度、生活和接点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公共资源、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再造的方式,经历植入阶段、自主阶段、整合阶段,实现公共性可持续生产。在乡村公共性再造过程中,通过供需匹配机制、规则互补机制、价值统合机制,实现制度逻辑、生活逻辑、接点逻辑的耦合。

基于价值共创视角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共治创新机制--以文化管家杭州样本为案例的考察

传统的行政吸纳社会与行政吸纳服务存在诸多困境,包含控制与监管、政治动员与包装表演逻辑盛行,对授权对象的偏好性选择所带来的服务流于形式、供需错位、供给能力跟不上治理目标。本文以价值共创为视角,整合了宏观层面的“制度”、中观层面的“空间”以及微观层面的“生活”分析框架,以杭州市萧山区“文化管家”为案例进行考察,试图阐释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共治创新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创新以价值生产的同向叠加生成多层次共同体,通过授权与赋能推动多元主体进行嵌入式共治创新。公共生活通过一系列基于情境化的共同学习、共同感受、共同怀念,对生活主体进行内生激励,进而实现生活场景价值再造。公共空间通过柔化力量融入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场域,实现了对“政-社-民”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以公共性精神与专业性力量促进公共空间共治共建共享的理性价值再生产。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不断通过赢得合法性以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两个个案为分析对象,从议题、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渠道、媒体的作用等角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建构合法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环境话语的建构可以弥补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之间的断裂;环境行动需要坚守政府合法性的底线。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将会更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变革。

民国时期“训育”的本土化实践

自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以来,公立学校肩负起塑造国民的责任,培养目标也用倡导西学理性与人权平等的国民替代了遵从长幼尊卑伦理的子民。教育手段上,学校用分科教学与训育替代了传统融德行修身与知识习得于一体的私塾教化。以不断演变的中学训育实践为切口,通过"制度—生活"的视角,剖析训育塑造国民德行的具体机制,以及训育在国家化进程中与政治制度、社会礼俗风尚和内部学校日常管理、教师教学和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反思20世纪上半叶的公立学校如何在国际局势与传统的双重影响下步入现代化的社会浪潮中,将学生塑造为一名国民,以及国民外显的道德行为和内在的人性秩序。

NGO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为个案

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根据个案调查获取的经验资料与文献资料,对个案NGO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过程加以考察。研究发现:在合作过程中,NGO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做加法"是NGO同政府妥协的一种有智慧、有成效、可复制的策略;"理念与责任"、"专业化道路"是NGO必须坚守的底线,在NGO自主性成长的内部条件中,它们比"经济基础"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