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陕西路制置解盐司考论

陕西路制置解盐司的设置与北宋西北地区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真宗朝始置陕西路制置解盐司是为处理同西夏之间的青白盐走私事务,仁宗朝之后再次设置则是推行新盐法及筹措宋夏战争的军费诸事务。陕西路制置解盐司设置非军职陕西路制置解盐使一名,陕西路制置解盐使多由路转运司与提点刑狱司官员所兼任,其间也有专任陕西路制置解盐使,陕西路制置解盐司并不在监司之列。陕西路制置解盐司的设置有效弥补了北宋中后期西北三类路级监司的管辖范围均不涉及西北全境的不足,同时对于西北地区推行新盐法以及筹措宋夏战争的军费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宋沿海制置司考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熙丰变法时期的利益集团与中央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置废为例

与前代不同,宋初宰相不理财,但在王安石创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领导变法之后,宰相理财制有所恢复,并使宋朝财政制度由三司一元理财体制,转变为宰相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或司农寺)—提举常平司理财和户部尚书所领的户部—转运司理财的二元理财体制。在宋代中央财政制度变迁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置和罢废是关键,而制置三司条例司置废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更是推动北宋中央财政制度变迁的动力。

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

出于南宋初年军事行动的需要，宋政权建立了多种管理数路兵马防务并兼管民事的机构。其中以制置使和宣抚使为长官的机构，在绍兴五年之後，已在四川、京湖和江淮地区形成较稳定的辖区范围，并成为辖区内最高军事民政长官。但是，通过剥夺监司和总领的权力，其在民事和财政上的职权於绍兴五年之後一直呈现逐渐扩张之趋势。制置使和宣抚使是宋政权加强军事防御的产物，但它们增加了地方行政层级，导致中央集权的力度减弱。本文并讨论了与制置使、宣抚使相关的其他制度，分析了四川、京湖、江淮三大制置使、宣抚使辖区的区别。

宋朝制置使考述

制置使之设始于唐代,到宋代成为一个普遍设置的重要职官,其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通过厘清制置使的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地了解两宋时期职官制度的若干特点,制置使性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时代特征。

宋朝制置使战略攻防述论

制置使在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的战争中承担着战略攻防的军事职能。在长期而激烈的战争中,宋朝制置使制度逐步确立,以制置使为中心的指挥体系对宋王朝维系其生存、延缓其败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宋的国防体系:以制置使战区制度为中心

南宋王朝与同时并存的几个政权之间战争频繁,在长期的战时环境下,南宋逐渐形成了四大战区,分别设立制置使一职作为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四大制置使战区具有自身的战略特点,在国防上的战略地位不尽相同。制置使战区制度构成了南宋国防体系的主体,在抗击强敌的战争中发挥出重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宋政权的败亡。

徐树铮与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建立及影响

建国军政制置府是在徐树铮的策划和组织下联合孙中山部属许崇智和原西北边防军将领、驻延平的皖系将领王永泉,根据自己所著的《建国诠真》的构想,企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组织,虽然由于直系北京政府的讨伐、福建各界的反对和与孙中山的目的不一致及皖系实力人物的不支持等各种原因,而很快流产,但它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沿江制置司考

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应对来自江面的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长江沿线的军事防御,设立了沿江制置司。沿江制司属下有制置使及制置副使、幕僚等职官,最高长官制置使具有军事和民政的双重职能。沿江制置司在南宋前、中、后期发挥着不同的军事作用,但整体上在南宋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具有积极的影响,有效延缓了南宋的灭亡进程。

吴獵以敷文閣直學士任四川安撫制置使

《宋史》卷三九七《吴獵傳》載:“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余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案,“敷文閣學士”局“敷文閣直學士”之誤。敷文閣直學士與敷文閣學士均設於紹興十年,雖只相差一字,但其班位、品級存在較大區别。

王安石变法与制置三司条例司置罢问题再分析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初期主持变法的重要机构。该司自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设立,到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罢废。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在青苗法政争的基础上,围绕该司的置罢问题展开了较激烈的政治较量。神宗在该司设立、活动、罢废等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司的罢废是神宗抱守“祖宗家法”,平息舆论,运用君主政治权术,抑制王安石相权、平衡各方势力的表现;是君主在政治运作中通过罢废机构,对权势暂时较大的一方进行正面抑制,以实践其“异论相搅”之策的表现。宋朝君主的“异论相搅”之策不仅是一种通过人事任免,依靠他方势力的牵制策略,还是一种通过机构调整,抑制略占上风势力的平衡策略。

御寇与弭盗:吴潜任职沿海制置使与晚宋海防困局

南宋、明代中后期和近代,是中国历史上海防问题最为突出的三个时期。从南宋时起,海防上升到国防的高度。然而与后两个时期不同的是,南宋海防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随着南宋与北方金、蒙(元)政权关系的变化,海防形势及沿海制置司的职任也发生了变化,影响及于南宋末年。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南宋朝廷下达严防海道的命令,但沿海的防卫力量却不断遭到削弱。作者从晚宋担任沿海制置使的吴潜入手,梳理其任职期间的海防经略举措及经略重点,分析晚宋海防的问题所在。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

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贾玉英（河南大学历史系）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比较复杂多变，它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中央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无专论。本文拟就宋代从二府到三省、枢密院体制的演变过程及其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从二府制到三权分立制的演...

对唐宋时期“道”“路”制度的几点认识

"道""路"制度不仅是唐宋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元朝的行省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拟就唐宋时期"道"‘路"体系源头、性质、变迁之历程及其轨迹等问题,作些探讨,希冀对唐宋地方政治制度变革研究有所补益。

基于三菱PLC冷弯成型控制系统的设计

设计一种输出参考模糊控制器,利用其预定响应轨迹值与实际设备输出值的误差作为驱动,并利用旋转编码器和光电开关进行系统的定位,参照减速阶段理想的参考轨迹,实现快速准确的停车以完成瓦件精确的定尺压型。

自贡盐场的制革工业

自贡的制革工业与盐业关系密切。自贡盐场早在南宋便有了制革记载。据乾隆《富顺县志》载:“竹筒置皮活塞汲卤取代了大皮囊。”南宋四川制置使胡元质叙推卤情况时说:“以牛革为囊,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则家新渐竭,乃绳人手绳,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后引绳而上,得水入灶,以柴茅煎煮,乃得成盐。由此,我们看到了“大皮囊”,“牛革为囊”已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初级皮革。显然,当时的这些革用量不少。谁担任制革的任务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凡盐场用革均来源於盐场。

杜庶以寶章閣升華文閣

《宋史》卷四一二《杜庶傳》載:“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續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案,《宋史·杜庶傳》後文載杜庶從“直華文閣”升任“直寶文閣”,前文所載“直寶文閣”升“直華文閣”必誤。雖然直寶文閣與直華文閣均屬於文官貼職直閣系統,但兩者在地位、雜壓上存在區别。

端平“三京之役”新探——兼为“端平入洛”正名

一、端平"三京之役"不当称"端平入洛"宋理宗端平元年,即蒙古太宗六年(1234)正月,宋蒙联兵攻灭了金朝。此后,面对蒙古政权的严重威胁,南宋政权在"端平更化"的政治背景下,在"据河守关"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于这年六月分两路出兵,发动了以收复北宋"三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为重点的"三京之役"。

南宋绍兴前期的中央遣蜀帅臣

南宋绍兴前期,朝廷先后派遣了席益、胡世将、郑刚中三名宣抚、制置使赴四川,这三名官员在任期间协助朝廷解决了不少政务难题,使得朝廷对四川的控制力度有所加强。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朝廷以及四川本地武将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冲突,其结局均不甚好。透过这三人的帅蜀事迹,我们可以对南宋前期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