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比例、制衡股东特征与公司绩效

股权结构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了企业的股权结构,利于企业业绩的改进。通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比例、制衡股东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制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制衡股东身份类型与公司绩效显著相关;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基于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建议:有选择性地引进参股主体;保持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

制衡股东异质性与公司治理有效性关系研究——基于“东北高速”案例的分析

本文以东北高速为例,论证了"股东制衡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同质的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状况会因为地方政府过于激烈的竞争关系而失效。同级地方政府共同控制上市公司时,二者对资源进行争夺所带来的治理效益大于因激烈的竞争所产生的公司治理混乱的成本,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引入制衡股东时应充分考虑到大股东之间的异质性,避免体制原因造成的种种弊端。

不同制衡股东类型下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基于双重代理成本视角的分析

股权制衡通过缓解双重代理成本、降低非效率投资,对企业研发起到促进作用,且该效果因制衡股东性质和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以2008—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股权制衡缓解了公司第一类代理冲突,提高了董事会和高管决策效率,从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其中,制衡股东与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时,股权制衡对研发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当制衡股东类型为自然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和外资法人时,制衡效果更明显;当制衡股东为国有法人和银行证券基金时,制衡效果不显著。以上结论丰富了股权制衡类型和性质的文献,为公司提高治理效果提供了参考。

制衡股东性质与制衡效果——来自中国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

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多个大股东并存的现象比较普遍,多个大股东并存可以产生两种相反的治理效应。文章以深证A股上市公司2001—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探讨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会降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并且这种关系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更显著,但审计监督对于多个大股东并存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上述结果在增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文章的研究对于多个大股东并存的监管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来自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相对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制衡与公司绩效

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单一大股东控制公司与多个大股东控制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左低右高的U型关系,单一大股东控制公司中隧道效应与利益趋同效应同时存在,但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2)大股东存在对实际控制人有制衡作用,但制衡效果与实际控制人性质相关;(3)随着大股东之间持股差距的缩小,公司绩效会变差,大股东之间的分歧效应占主导。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费用粘性差异

由于代理问题的影响,公司经营资源随着业务量增减变动的不对称变化可能会引发成本费用的粘性行为。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探讨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对于费用粘性以及粘性差异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越高,管理费用粘性越高,销售费用粘性则越不显著;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越高越能有效抑制负面管理费用粘性,而对于销售费用粘性无显著影响。

大股东制衡、投资者关系管理与盈余管理

以2005年深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集中持股、具有信息绝对优势的大股东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而其他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或者由于权力有限,或者由于不热衷,导致其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为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其他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投资者关系管理),来提高大股东盈余操纵被发现的概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有效地制约大股东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对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产生替代效应。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定向增发隧道效应研究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定向增发的现实情况,本文从大股东制衡的视角,以我国2008-2009年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和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利用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联合控制力、大股东间的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

大股东制衡、违规行为与外部监管——来自2004-2005年上市公司的证据

被查处的违规行为并不等同于公司实际的违规行为,为此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市场监管乏力的情况下,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基本为非流通股)并非有利于约束,而是有利于掩盖上市公司日趋频繁的违法违规行为;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其治理战略很可能是选择不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监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监管部门查处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提高外部监管的有效性。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大股东制衡与独立董事制度改进

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导致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大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在于希望独立董事能够独立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发挥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由于独立性的缺失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改进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健全关联方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已是当务之急。

大股东制衡与外部监管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

我国市场＂一股独大＂普遍存在,控股股东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何优化股权结构,引入大股东的股权制衡机制,降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逐步形成合理制衡、和谐共赢的股权结构,这是公司治理领域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治理机制互动的角度,在模型中引入外部监管约束机制,使对股东行为的分析形成一较为完整的系统。

基于制衡股东角度规范关联交易的思考

本文以规范非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作为研究对象。在阐述关联交易动机的基础上,从投资目的和股东性质两个维度,将制衡股东分成四种类型,结合信息披露、定价方法、审计监督等管理要素,探讨了各类制衡股东的基本策略,以规范关联交易。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来自深市509家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深市509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们之间的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负相关，并且两者存在正“U”形关系。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较弱，并没有充分利用外部审计约束的作用来保护其他股东的权益。

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制衡

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制衡中,有一个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制衡问题。大股东不当操纵的防止,小股东合法利益的维护,是真正实现公司股权平等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会的最低表决权数;董事、监事选举中的累进投票制: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直接诉权;对大股东的表决权予以限制等,是完善大小股东制衡机制的法律保障。

基于制衡股东角度改进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治理的思考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阐述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治理的基本模式,基于制衡股东角度,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高管层治理、利益相关者治理等方面,分析了其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充实治理要素、规范关联交易、深化董事会决策功能、试行执行董事制度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