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价值链上游度即“强链”和价值链长度即“延链”双重视角,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强链”和“延链”两方面推动了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传导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制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创新引领型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链”和“延链”推动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为显著。为此,在城市层面应健全数字化转型治理体系,在行业层面应加快“新基建”建设进程,促进数字化均衡发展,在企业层面应鼓励以强带弱、协同发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速增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以全国除港澳台、西藏之外的30个省区市2013—2020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OLS、FE模型以及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领域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存在双门槛效应,制度环境、外资投资水平对其存在单门槛效应。以上结果表明:要大力推进数字产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重视行业活动创新、新业态创造,充分发挥出数字经济的作用,形成新的融合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发展的制造业行业;制造业企业要努力创新产品、创新技术,政府要强化制度环境建设,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鼓励外商投资的力度,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文章在分别测度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效应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劳动力流出地高于流入地以及2003—2009年高于2010—2021年的特征。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不同分位数上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呈现效应递减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OFDI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明显高于IFDI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创新要素流动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为改变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基于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创新要素流动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其主要是通过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而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创新要素流动和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创新要素流动对邻近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推动中国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出创新要素流动策略建议。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强”与“弱”波特假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精确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以强、弱“波特假说”为视角,利用2016年WIOD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动态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阻碍作用,长期中将显著激励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一步的面板门限检验发现,仅有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限值”后,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波特假设”的传导机制检验中,环境规制既能够通过弱“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的生产效率增长,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与制造业价值链优化--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两个层面,研究了消费水平提升与制造业价值链优化的关系。总体上,消费升级对价值链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消费规模增长并没发挥显著的作用。就机制效应来看,消费规模增长依托区位条件优化效应,对价值链优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力,但是在市场规模效应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消费升级则可以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进一步助推价值链优化提升。

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使用出口复杂度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行测算,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探究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竞争阻碍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通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竞争通过阻碍区域创新与加剧市场分割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阻碍作用呈现内陆高于沿海地区、北方高于南方地区的显著差异。地方政府竞争对处在不同分位数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应转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考核理念,同时打破地方保护的隐形壁垒,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加强资源技术合作与交流,助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机遇。文章采用固定效应论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扩大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路径。

基于服务化战略实施的制造业价值链优化升级:价值增值的视角

在全球产业变革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双重背景下,促进制造业价值链优化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首先,分析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增值能力低下的现状及根本原因;其次,提出服务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可以有效拓展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值空间;再次,在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价值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3种不同的服务化增强型价值链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最后,为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价值链优化升级,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和区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不同的影响。以江苏为例,分别运用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研究表明,从地区和行业整体看,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看,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区际产业转移则在地区和行业层面均表现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从业人员、技术及管理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大小及方向不尽一致,在地区层面上,二者对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而在行业整体层面,二者则表现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明显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了科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推进区际产业转移,加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推动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等政策建议。

开放条件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开放条件下的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企业规模、外贸出口对其价值链攀升具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文章以江苏制造业为例,利用主成分分析测度行业价值链攀升状况,进而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制造业行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企业规模、外贸出口对其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规模的壮大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地区专业化、企业规模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长期看,外贸出口并不能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目标。此外,制造业各行业对总体截距的偏离还具有劳动、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倒置的现象。

数字“一带一路”对制造业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选取2010-2020年相关国家的指标数据,测算出40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水平,得出数字“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况并进行分析,而后通过实证研究“一带一路”的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一带一路”水平对GVC参与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对制造业来说,数字“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利于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运用考虑非合意产出SBM方向距离函数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2008—2015年制造业26个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计算,并采用系统GMM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如何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弱变强的过程中,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由下降逐渐转变为上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整体上呈非线性"U"型关系。因此,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推动以绿色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重大意义。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的区域绿色制造水平评价——以宁波市为例

以涵盖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主要环节,融合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为出发点,构建了包括产品设计生态化水平、生产过程清洁化水平、能源利用高效化水平、回收再生资源化水平和产业耦合一体化水平五个维度的绿色制造评价模型。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倒数方法对2014—2018年宁波市绿色制造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宁波市绿色制造水平整体快速增长,五个维度指标对近年来宁波市绿色制造水平的提升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生产过程清洁化水平发展最为迅速,但近年有放缓迹象,回收再生资源化水平对宁波市绿色制造水平贡献较低。针对制造业价值链不同周期对应指标的量化计算结果,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工艺创新、优化宁波产业结构、完善资源回收再生体系等措施,以进一步推动宁波绿色制造水平提升。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

本文将技能劳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引入价值链分工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模型,运用CGSS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具有多维性,不仅直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其效应还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本文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达到一定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微弱;当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时,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形成较大的门槛效应;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适宜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才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发挥最优促进作用。另外,不同技术层次行业、不同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商贸流通业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中的作用与提升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之中,提高商贸流通业的竞争力以及生产服务性作用,能够实现我国制造业结构的改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可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文通过商贸流通业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基于价值链参与度系数及位置系数,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分工地位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中的作用进行全面剖析,最终提出商贸流通业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中的提升路径。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能否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动力?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能否同时实现节能和减排,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本文在梳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内在机理与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相关的理论假说和中介传导机制进行识别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可以成为节能减排的动力,二者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脱钩”状态受制造业不同能耗强度和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传导机制分析发现,处于不同攀升时期的制造业在给予中介效应非线性冲击后,能源强度效应、产业高级化效应、产业合理化效应在传导路径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技术进步效应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中美日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变迁

通过解构亚太国家(地区)主要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计算GH指数,分析中美日在亚太主要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贡献以及地位变迁可以发现,中国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美国和日本对亚太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削弱。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中国的分工地位有较大提升,而美国和日本的分工地位则总体下降,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下降幅度较大,中国与美日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拉近。中国应积极参与亚太价值链重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价值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