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产学研协同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和知识积累门限效应

产学研协同以协同促进、互惠互利、资源互补为目的,构建多主体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根据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省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门限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产学研协同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层级分布,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发展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能力具有中介效应、知识积累具有门限效应。从异质性知识积累区间看,低水平知识积累区间(kn≤10.267)的正向促进效应要低于高水平知识积累区间(kn>10.267)的正向促进效应;产学研协同发展通过提升区域制造业创新能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应增强创新主体的协同性,实行差异化创新战略,重视知识积累,加强自主知识创新与扩散,进一步提高知识积累水平营造良好的环境。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对科技创新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的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反映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体系,实证检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区域分为东、中、西部分区域进行检验,得到科技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科技创新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进一步,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得到科技创新不仅对本地区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以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能够便利地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突破资源配置的地域隔阂和刚性约束,增强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析信息技术扩散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构建测度信息技术融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衡量指标,利用DEA方法测度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采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扩散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信息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融入程度越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互联互通,普及计算机知识,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结合投入产出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马鞍型",在制造业服务化第一阶段深化分工促进了技术效率改进;第二阶段受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的抑制,陷入"服务化困境";第三阶段刺激技术改进突破困境。当前我国整体尚未跨越"服务化困境",处于第二阶段,内部根源为缺乏龙头企业引领差异化生产,外部阻碍为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失。从省域层面来看,我国内地30个省市(西藏地区数据缺失)区域异质性显著,大致呈"马鞍型"、倒"U"型、"U"型及无显著关系型四大类型,"马鞍型"省份优势产业服务化水平不高;倒"U"型省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U"型省份大数据应用范围较窄;无显著关系省份现代制造业基础薄弱;北京与浙江已跨越"服务化困境",其余省市未突破困境的原因各异。

最优银行业结构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视角

在习近平新时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政策要求背景下,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运用2001-2015年期间的省级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动态GMM模型实证分析了最优银行业结构偏离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引入新结构金融学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最优银行业结构偏离度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边际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最优银行业结构偏离度显著地抑制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显著地影响了最优银行业结构偏离度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即随着地方官员晋升激励降低,最优银行业结构偏离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越大。

互联网应用、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兼论如何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A-H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了技能溢价在互联网应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当互联网应用产生的创新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能够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替代效应大于创新效应时,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生产过程产生了非适应性冲击,出现“索洛悖论”;技能溢价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调节互联网应用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增强互联网的创新效应,从而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区域市场分割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区域市场分割一直影响着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区域市场分割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市场分割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负向作用,而且比较稳健;这种负向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制造业的规模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实现;制造业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区域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

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文章分析了扩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并选用中国2009-2019年1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扩大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中间投入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三个渠道显著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竞争效应并未通过中介机制检验。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以及为评估现实影响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而且就如何从扩大服务业开放角度探寻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也有重要政策启示。

福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来自34个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福建省1999—2007年间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结果表明,1999—2007年间福建省制造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9.1%。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大分解项,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为9.9%,而技术效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为负贡献。

房地产业发展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业过热发展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发展可能存在挤出效应。为考察房地产业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运用参数法测算了各省的制造业TFP情况,然后选取房地产投资变化率、房地产商品房价格变化率作为衡量房地产业发展的指标,基于2001—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分时间,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业发展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房地产业的过热发展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地区来看,房地产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东部向西部递减;分时间来看,房地产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明显的倒“U”型。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09-2018年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和3类生产性服务业FDI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分析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FDI通过技术创新能力、成本费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来看,技术创新能力、成本费用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呈中介效应,且技术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大于成本费用中介效应;从3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技术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占比趋同,而成本费用差异较大。

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静态和动态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都显著地改善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效率,进而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长期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改善。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得到相关启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改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技术能否缩小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

缩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在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重要动力的同时,也影响着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利用我国2014-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以适宜性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理论为核心,系统剖析数字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资源禀赋两大约束条件对数字技术和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数字技术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加速了区域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同;从机制上看,数字技术空间后向溢出对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缩小的贡献效果强于前向溢出的效果。当数字技术水平相对较高时,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扩散缩小了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当数字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时,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扩散扩大了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当区域创新要素禀赋相似时,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扩散对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缩小的贡献程度更强。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了全国30个省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同时,运用了无超效率SBM-GLM模型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且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这说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只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才能真正的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提升作用。

国家审计、非效率投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服务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随着制造与服务融合程度的日益加深,在制造环节中加大服务中间投入,对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本文剖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分解为直接传导机制,以及通过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发生作用的间接传导机制,并采用我国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能够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能通过技术创新中介效应进一步正向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服务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为加快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应重视服务投入的作用,充分发挥不同服务业的特性,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